向国务资政吴作栋致敬
我认识吴作栋先生已经超过25年了。我们是在1978年第一次见面，那时他刚踏入政坛不久，我们是在一次社交场合上见面的。我记得当时他向我提及自己总是小心地避免针对船务课题发表谈话，因为他是海皇轮船公司的管理层人员，所以尽可能要谈些其他方面的课题。
在那次会面后不久，我便到美国深造了。当时，我在做一个新加坡专题，向美国人介绍新加坡的社会情况，所以请吴作栋帮忙。他后来寄了一些幻灯片给我，都是些在马林百列区举行风筝比赛时拍摄的幻灯片。这些活动在美国是找不到的，这些幻灯片增加了美国人对新加坡的认识。
两年后，我从美国回来，回到新加坡武装部队，当时他是我的部长。后来我从政后进入内阁，他是我的同僚，然后是总理。
当吴先生在1990年从内阁资政李光耀手中接过总理棒子时，很多人都在猜想他会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因为自独立以来，新加坡只有一位总理。新总理会是怎样的？他是否具有主见？他会为新加坡争取怎样的表现？不过，人们的这些顾虑，很快便消失了。
作栋建立起自己的领导风格——比较温和、友善、协商和具有包容性，但是立场却坚定而清晰。他建立起自己的团队，保留他那一代的内阁核心成员，协助领导层顺利交替。他也引进新的和年轻的部长，并找到优秀的男女人才协助他，组成一支坚强的领导团队。
我在这里也要提一提两位重返内阁的部长。一位是丹那巴南。当我患上淋巴癌时，丹那在1992年重返内阁，从我手中接掌贸工部，在这个重要的一年，负责看管贸工部。
另一位是陈庆炎。他在1995年重返内阁，作栋请他掌管国防部两年，但是他留在内阁已九年了，现在还会留在内阁多一年，以协助我。
对于他们给予我的帮助，我要在这里向他们致谢。
作栋提出了新的政策，把新加坡领向新的发展道路。他推出一些受人民欢迎的政策，比如教育储蓄计划和设立保健基金。有一些是困难但却是有必要的政策，如削减公积金缴交率和提高消费税，这些是不受人们欢迎的政策，但是我们必须这么做。作栋总是能够向人民推销和说服他们接受这些政策。
吴作栋在外交上做了许多的工作，他出国访问时和外国领导人建立了友谊和联络网，赢得他们的尊敬，并且利用这些联系，使新加坡受惠。他促使新加坡同许多重要的贸易伙伴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我要提的是新美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这个协定是在高尔夫球场上催生出来的。
他是在文莱首都诗里巴加湾（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脑峰会）邀请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深夜跟他打一场18个洞的高尔夫球赛，抓紧机会催生了新美自由贸易协定。所以，这等于是告诉我，应该开始打高尔夫球了。
作栋以他的方式同新加坡人取得共鸣，不是透过浮夸的演说，而是以坦诚、直接和很有亲和力的跟人民取得共鸣。他让人民感到自在，愿意听他解释（政府政策）、也说服人民接受困难的决定，以及解释非常敏感的课题，缓和了紧张的情绪。
所以，当政府领导人举行对话会，同人民讨论一些艰难的课题时，我坐在他身边，总是感到很自在，因为我知道无论是多难的课题或问题，无论在场的民众感到多么的不安，他都能以温和的语气、一个笑话或是一道很棒的问题来回应。他能够向民众表达他的看法，让他们放心。
你们从照片上看到我在对话会上坐在他身边，总是脸带笑容。但是，要像他这样站在国庆群众大会台上，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单靠我一个人，那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作栋赢得选民的支持、尊敬和爱戴，他凝聚了我们，促使全民一条心。我们应该感谢他为新加坡所做的一切。
步入政坛成为总理
我觉得自己有今天，多亏作栋的协助。我原本无意步入政坛或成为总理，是他说服我从政，一路指引我、支持我，特别是我在过去14年担任副总理期间，也是如此。
从政以来，我把全副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也就是一星期七天，每天24小时。我曾是吴作栋领导的团队的一分子，应付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我从两位前总理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不要把注意力全部放在政策上，而是要注意这些政策会如何影响个别人民的生活。
所以，我在接见选民时，会注意聆听他们提出的问题，以了解是否有些政策因为施行不当或有误，需要加以修改。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些红色黏贴纸，一旦遇到这类个案，我都会黏上红色贴纸，亲自跟进。
我知道我们是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的，但是每一回当你帮助选民解决了难题，知道这改善了别人的生活，也提高了自己和助手们的士气和冲劲，要为人民做更多事。
从副总理到总理，是跨出了一大步，不只是制定政策或是管理国家的经济，而是要能团结全体人民，确保每一个人都知道和感受到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团队里的成员。我们也要建设自己的国家，让每一代国民都为自己身为新加坡人感到骄傲，为拥有粉红色身份证和红色护照感到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