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07

李光耀夫人柯玉芝(1920-2010)逝世

(2010-10-02) 内阁资政李光耀的夫人柯玉芝女士昨天下午5时40分在家中安详逝世,享年89。

他们的长子李显龙总理昨天飞赴比利时作四天正式访问及出席亚欧峰会,在上午抵达布鲁塞尔后不久就接到母亲逝世的消息,决定立即折返奔丧,预计今天下午回返新加坡。

总理公署文告宣布李夫人遗体将停柩在总统府园地里的总理官邸斯里淡马锡(Sri Temasek),民众可在明后两天上午10时至下午5时之间前去吊唁。私人葬礼将于星期三(6日)在万礼火化场举行。

一些基层组织领袖和工会领袖昨晚受访时,都表示要组织会员集体前去吊唁。

李夫人身体向来硬朗,但在2003年10月随李资政访问欧洲时在伦敦突然中风,接受治疗后渐渐好转,还曾多次陪同李资政出国访问。没想到又在2008年两度中风,过后一直卧病在床。许多国人当时曾透过电邮、寄祝福卡、送鲜花与水果篮等,祝愿她早日康复。

李夫人和李资政恩爱一生,鹣鲽情深,两人在公开场合总是形影不离。

美好形象深入人心

自李资政从政后,李夫人一直保持低调。她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朴素无华、慈祥和善的美好形象深入人心。

以她的聪明睿智,李夫人是她那个时代妇女的佼佼者,年轻时即已崭露锋芒,求学时是新马两地成绩最顶尖的学生。在莱佛士学院念书时,即使是学业成绩顶呱呱的李资政,英文和经济这两科的成绩也被她压倒。

-联合早报蔡添成




李资政谈照顾病妻

李资政上个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透露李夫人病后的情况及他当前的心境。李资政当时谈到照顾两年多前因中风而从此卧病在床的夫人,并直言那是种持续的精神压力。

李资政说:“有个医生对我说,你可能以为她走了之后,就会如释重负了,但是如果她走了,你会很伤心。因为至少她人在这里,你还可以对她说话,而她也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会想念她的。”

“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但这就是生活。”

他说:“这该如何是好?我可以说不要护士,但是女佣不知道如何为她翻转身子。我要尽力为她做到最好,而最好的事就是为她找一名能干的护士,懂得移动她,为她按摩和转身,以免长褥疮。她是躺在气垫病床上,所以没有褥疮。这就是生活。我要让她感到舒适。”

李资政还透露他每晚都会坐在床边看着妻子,对她说话,还为她朗读她所喜欢的诗篇。“我还能做什么呢?我不可以倒下来。生活还是得继续。我尝试让自己忙碌,但在闲暇的时候,我的思绪就会回到我们还能一起走动的快乐日子。”

李资政说:“总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的。我不知道谁会先走一步,是她还是我,所以我对她说,我一直在看着基督徒的结婚誓言,最好的一句是‘无论病痛或健康、无论结果如何,都爱他、照顾他、珍惜他,直至生命的尽头’。我告诉她我会尽量陪伴她,能多久就多久。她是明白的。”

李资政说,每当他看到自己和李夫人的旧照片时,就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拥有了61年的幸福生活。”




公众络绎不绝吊唁李夫人 李资政夜赴灵堂默悼爱妻 

(2010-10-05)

● 何惜薇 赵琬仪 报道
自夫人柯玉芝上星期六逝世后,内阁资政李光耀昨晚首次公开露面,到设在总统府园地的总理官邸斯里淡马锡的灵堂前默默对着夫人的灵柩,神情凝重。

当时记者采访民众吊唁活动后,仍留下来采访李家亲友及内阁部长的吊唁情况,在9时许就听说李资政会到那里同吊唁的亲友和部长们见面,大家等到10时左右,终于见到他以平时的穿着向大家缓缓走来。

昨天虽不是周末,总统府从一大清早到晚上,吊唁人潮络绎不绝。

当李资政抵达治丧处时,仍有不少吊唁者在场,媳妇何晶和林学芬则守在灵堂内。

李资政神色凝重地在夫人灵前默默站了几分钟,随后就在媳妇等人的陪伴下走向吊唁人群,同大华银行主席黄祖耀和前大法官杨邦孝等人轻声交谈。

昨天晚上6时许,在吊唁民众陆续离开斯里淡马锡官邸(Sri Temasek)之后,纳丹总统、国务资政吴作栋、副总理张志贤和黄根成及多位内阁部长、外国使节、前内阁部长和工商界领袖等相继前去吊唁。

众人不仅关心李资政丧偶之痛,也关心李总理失去母亲的心情。

黄根成在与李总理交谈片刻后受访时说:“总理和李资政一样,都是不为苦乐所动的人。我相信他们早已知道李夫人的病情,但尽管如此,当亲人逝世时,感受一定是很不同的。”

总统府园地昨天白天到黑夜,都弥漫着哀伤气氛,任何言语都无法表达人们对失去李资政夫人的心情。

从昨早7时许到傍晚时分,在总统府大门外排队等候到斯里淡马锡官邸悼念李夫人柯玉芝的民众络绎不绝,一大早就见人龙延伸到狮城大厦。

前去吊唁的男女老少来自社会各个阶层。许多以轮椅代步的长者都坚持到李夫人灵柩前向这位国人心目中的“国母”致上最后的敬意。

这位辅助第一任总理、培育现任总理,默默坚守着贤内助岗位的杰出女性,在这一天接受成千上万国人的哀悼。

他们当中有各国使节、政商界名人、基层领袖、普罗大众,也有李夫人相交数十年的亲友与老邻居。每当记者问到大家对李夫人的最深刻记忆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出新加坡建国历史的许多重要时刻,都有这位成功丈夫背后杰出女性的身影。

李夫人停柩的斯里淡马锡官邸是座有141年历史的国家古迹。它虽是我国总理的官邸,但从内阁资政李光耀、国务资政吴作栋担任总理期间及现任总理李显龙都不曾入住,只用来举行官方活动。

李夫人的灵堂就设在官邸前厅,布置简单而不失高雅,很能代表李夫人的性格。棺木是由柔雅的粉红与白色玫瑰花装点,空气中不断传来巴哈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室内空间不大,每次只限少于20名吊唁者在灵堂前鞠躬。

李总理、李显扬和李玮玲医生等三名儿女,昨天都先后在灵堂向吊唁者致意。

穿着白色T恤和黑色长裤的长子李总理在上午9时50分就抵达官邸,一直和夫人何晶站在灵堂右边默默地向前去吊唁的各国使节、部长、议员、基层领袖及公众回礼,有些人还上前和他握手慰问。接近中午时分,他暂离官邸,留下何晶一人。不久后,一身素黑的次子李显扬来到灵堂。李总理在下午重回灵堂。

昨早第一个到灵前鞠躬的是李夫人80多年好友王惠娟(89岁)。李总理和夫人见她乘轮椅到来时,立即趋前问候。

王惠娟表达了对亡友的思念,总理夫妇也转达了李夫人生前对老朋友的挂念。

昨天先后前去吊唁的还有国会议员及各区基层领袖、全国职工总会代表、电力与煤气业雇员联合会代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高级管理层、新加坡制造商联合会和李及李律师事务的代表等。教育过李家子女的南洋小学、南洋中学和幼儿园的校董、校长及老师,也带领60多名学生前去吊唁。

我国政坛元老约二三十人,包括王邦文、庄日昆、易润堂、陈志成等,也在傍晚时分前去吊唁。

民众今天上午10时至下午5时之间可以继续前去吊唁。参加公开吊唁活动宜穿着得体。




李光耀资政悼文: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

(2010-10-07)

● 报道:赵琬仪 游润恬 叶琦保 韩咏梅 吴淑贤 郑景祥 黄慧敏 萧洁

李资政夫人葬礼 柯玉芝1920-2010

古人建立了哀悼的仪式,让家人和朋友表达共有的悲伤,并不对死亡表示畏惧或厌恶,而是对死者的尊敬,及安慰将会想念往生者的还活着的人。我想起了我外婆在约75年前逝世时的哀悼仪式。一连五个晚上,家人聚在一起赞扬她,并在一个专业送葬人的领导下,对她的去世嚎啕和哀悼。人们已经不再遵守这样的仪式。我们的悲伤将以个人对家里的女家长的悼念来表达。

在2003年10月当她首次中风时,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人总要面对死亡。

我和妻子自1947年便在一起,超过了我们四分之三的人生。我对她逝世的悲伤非言词所能表达。但今天,回想起我们共度的日子,我要选择歌颂她的人生。

在我们安静的时刻,我们会重温我们的生活和在一起的日子。我们是幸福的。在我们生命的重要转折点,我们得到命运的眷顾。

我是个在前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的教育被中断的年轻人,没有固定的工作或专长。她的父母并不认为我是合适的女婿。但是她对我有信心。我们相互许下了承诺。

我在1946年9月决定到英国修读法律,她则回到前莱佛士学院,尝试争取每年只颁发两份的女皇奖学金。我们知道只有一名新加坡人能够获得奖学金。我有了所需的资源,因此便乘船前往英国,并希望她在得到奖学金后可以和我会合。如果得不到奖学金,她必须等我三年。

在隔年,也就是1947年6月,她获得了奖学金。但英国殖民地政府却不能为她在剑桥找到一个学位。

通过菲茨威廉学院(Fitzwilliam)的主管书记,我得知我的学监威廉·撒切尔(W S Thatcher)是格顿学院女院长(Mistress of Girton)巴特勒小姐的好朋友。他给我一封介绍信。巴特勒接见了我,我向她保证芝大概会考获“一等荣誉学位”,因为她在前莱佛士学院的表现比我杰出。我到剑桥时迟了一个学期,却以一等的成绩通过第一年的资格考试。她查核了芝的考试成绩,决定在同年10月让她入学。

我们之后便一直相伴。我们在1947年12月于史特拉福(Stratford-upon-Avon)秘密结婚。在剑桥,我们两人都全力以赴。她用了两年时间,考获法科双重第一荣誉学位。我也获得双重第一荣誉学位,名列榜首,但却用了三年时间。我们没有让导师失望。我们的第一荣誉学位让我们在生活上有了好的起步。回到新加坡后,我们同时在马六甲街生意源源不断的黎觉与王律师馆(Laycock & Ong)获得法律助理的职位。然后,为了让父母和朋友满意,我们在1950年9月第二次正式结婚。她从事产权转让和法律起草事务,我则从事诉讼。

我们的大儿子李显龙在1952年2月出生。她拿了一年的产假。同月,律师馆的高级合伙人黎觉,要我处理邮电制服职工联合会的案子。他们正同政府谈判更好的雇佣条件。谈判陷入僵局,他们决定罢工。这是场争取公众支持的战斗。我成功地通过报章和电台,传达了他们的要求的合理性。两个星期后,他们争取到政府的让步。因产假留在家中的芝,改进了我草拟的声明,让它们更简单和清楚。

这些年来,她影响了我的书写方式。现在。我使用简短的句子和主动的语气。在我们彼此适应和包容的同时,我们逐渐影响对方的方式和习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不切实际的恋人的阶段,生活是永无休止的挑战,不断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和处理。

我们有了多两个孩子。玮玲在1955年出生,显扬则在1957年出生。在她的教导下,他们行为端正、有礼和能够体谅他人,从不因为父亲是总理而仗势欺人。身为律师,她有足够的收入,让我不用为孩子的将来操心。

她看到我在年轻时没有掌握华语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决定把三个孩子都送到华文幼稚园和学校。她确保他们在家里学好英文和马来文。她的培养,为他们在一个多语文的区域生活作好准备。

我们从不因为孩子的养育或钱财上的问题争吵。我们的收入和资产平均拥有。我们是彼此的知己。

她的生活乐趣很简单。我们在黄昏时在总统府的花园漫步,我也打高尔夫球来松懈心情。有了孙子女后,她会带他们到总统府内的池塘喂鱼和天鹅。然后,我们便游泳。她对周遭的环境很感兴趣,比如,许多不同种类的鸟被吃昆虫和植物的八哥和乌鸦赶走了。她发现花园的管理员清除杂草,也喷洒杀虫剂控制蚊子,因此消灭了鸟儿进食的昆虫。她阻止管理员这么做后,那些鸟儿便飞回来了。她把绽放香味的花朵放在游泳池四周,一边游泳一边闻花香让她开心不已。她知道每一种花的一般名称和学名。她对词汇有巨大的吸收能力。

她在前莱佛士学院就读时主修英国文学,并大量地阅读,包括简·奥斯丁(Jane Austen)和托尔金(JRR Tolkien)的著作、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The Peloponnesian Wars)和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纪》(Aeneid),还有《牛津食品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Food)、《东南亚的海鲜》(Seafood of Southeast Asia)、《马来亚路边常见树木》(Roadside Trees of Malaya)和《新加坡鸟类》(Birds of Singapore)。

她协助我草拟人民行动党的党章。在1954年11月4日于维多利亚纪念堂召开的首次会议,她召集了创党成员的妻子,为要上台的人缝制徽章。我第一次在丹戎巴葛竞选时,我们在欧思礼路的住家,成为分配由支持者提供的车辆载送选民到投票站的总部。她警告我不可以相信我的新伙伴,也就是由林清祥领导的左派工会人士。对林清祥从未派他们的中学生助手到丹戎巴葛为我助选,却要求使用我的支持者提供来载送丹戎巴葛选民的车辆,她感到愤怒。她有辨识一个人的性格的特殊能力。有时候,她会警告我提防某些人,结果证明她通常是对的。

当我们快要加入马来西亚时,她告诉我我们不会成功,因为巫统的马来领导人有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政治也是以种族和宗教为根本的。我回答说我们必须取得成功,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然而,她是对的。我们还不到两年就被迫脱离马来西亚。

当分离近在眉睫时,律政部长巴克负责草拟相关的法律条文。但他没有纳入联邦政府保证遵守公用事业局和柔佛州政府之间的两项水供协定的承诺。我请芝把这加进去。她草拟了这项承诺,作为马来西亚联邦修正宪法的一部分。她用词精准和严谨。这项修正条文成为分离协议的附录,我们并在联合国把它记录在案。

当时的共和联邦大臣亚瑟·巴谭里(Commonwealth Secretary Arthur Bottomley)表示,如果其他联邦要分离,他希望他们的作法能够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样有条理。这是对巴克和芝的专业水平的赞赏。每次马来西亚的马来领导人恫言切断水供,这个马来西亚政府在宪法里作出的清楚和庄严的承诺都会让我感到放心,因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第一次中风后,她失去了左边的视野。这影响了她的阅读速度。她学习适应,以一把尺来帮助她阅读。她每天傍晚都游泳,并保持健康。她继续陪我出国,中风后仍维持活跃。她同家人和老朋友保持联系。她听她所收藏的音乐光碟,主要是古典音乐,加上一些经典金曲。她幽默地把生活分成“中风前”和“中风后”,就像“公元前”和“公元后”。

她对同她有交往的人都很友好和关切。她同她的女性保安人员谈笑,并以友善和开朗的方式纠正她们的英文文法和发音。她在国立脑神经医学院时,这些前保安人员前去探访她。我在这里感谢她们。(附录A)

2008年5月12日的第二次中风对她的健康影响更大。在一组杰出的医生、外科医生、治疗师和护士的帮助下(附录B),我鼓励她和为她打气。

她的护士、保安人员和女佣,都因为她的热情和体贴而非常喜欢她。她咳嗽时会用小枕头掩着嘴巴,她担心她们会受到感染。

她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但声音却变微弱了。我吻她的面颊时,她叫我不要太靠近她,以免感染到她的肺炎。我告诉她不用担心,我的生活活跃,医生说不太可能受到感染。在医院里收到一些桃子后,她吩咐女佣带一个回家让我在午餐时吃。我是她的生活的中心。

2008年6月24日的电脑断层扫描显示,她的右脑再次出血。药物和手术已经没有多大的作用,只能尽量让她感到舒适。

我在2008年7月3日把她带回家。医生估计她只能支撑几个星期。她却在两年三个月后的10月2日才逝世。

她保持清醒。这段时间让我和孩子逐渐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在最后的几个月,她的功能衰退,她不能说话但仍然清醒。她每晚都期待我跟她讲话。

她告诉我她的最后愿望,是吩咐孩子把我们的骨灰放在一起,就像我们生前不分开一样。

她最后两年的生活是最艰难的。在接连的小中风后她卧床不起。她不能说话,但还是清醒的。每晚,她都会等我坐在她身边,告诉她我今天做了些什么和唸她最喜欢的诗。然后,她才会安睡。

对我们在一起的63年,我有珍贵的回忆。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她为我和我们的孩子奉献一生。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总是在我身边。她度过了充满温暖和意义的一生。

我应该从她有意义的89年生命中得到安慰。但在这最后告别的时刻,我的心是充满悲伤的。

对我们在一起的63年,我有珍贵的回忆。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她为我和我们的孩子奉献一生。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总是在我身边。她度过了充满温暖和意义的一生。

我应该从她有意义的89年生命中得到安慰。但在这最后告别的时刻,我的心是充满悲伤的。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