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社会经济政策的副总理尚达曼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重申政府关注社会和经济发展，也再次强调增长与分享的重要。政府为此锁定三个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关注点，即收入差距、老龄化社会以及包括单身母亲和前囚犯在内的弱势群体。
在两个多小时专访中，尚达曼用了近三分之一时间谈论经济课题，也道出了他目前最大的忧虑。
他担心全球将进入一个长时期经济停滞不前的“双轨放缓”时代。即发达经济体如欧美及日本的经济增长几乎停顿，增长分别不到1％，尽管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表现稍好，但增长也会更缓慢。
他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风险已大大高于六个月前。因为“目前面对政治障碍的可能要比一年前高得多”。
在回应是否该提高国家储备透明度的问题时，尚达曼说，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拥有的是国家资产，如果每年都公布数据，就等于公开新加坡到底有多少“弹药”。他认为提高国家储备的透明度无可避免，但不应把新加坡所有的“弹药”都公告天下。
确保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协助年长者从容步入暮年；扶失足跌倒的人一把——这些看起来与人们的口袋没直接关联的事，是如何左右国家的财政政策？
在五月大选后升任主管社会经济政策的副总理尚达曼上星期四首次以副总理身份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重申政府关注社会和经济发展，也再次强调增长与分享的重要。
“我们不仅仅是要透过社会政策去确保每个人都能分享增长，也要有意识地帮助遇上困难者，即是通过提高每份工作的生产力，以让人们分享经济增长的硕果。”
政府为此锁定三个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关注点，即收入差距、老龄化社会以及包括单身母亲和前囚犯在内的弱势群体。
尚达曼兼任财政部长及人力部长。他指出，新加坡、香港、旧金山和纽约等高度全球化的城市，所面对的收入差距问题犹为显著。加上新加坡现在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已不可能复制如上世纪60至80年代般的高社会流动性，政府因此更需要尽早介入，不让人们在孩提时代就体验贫富悬殊的滋味。
他分析说，从孩子的语文能力和是否有信心在班上发言，甚至是有没有培养起阅读习惯等等，都可凸显社会的不平等。他因此认为政府应尽早协助贫困及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而学校也应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课程辅助活动，让他们发挥领导能力和掌握技能。
除了聚焦于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政府也没忽略曾为我国作出贡献的长者，尤其是重视确保人们长时期都负担得起医疗费用。不过，政府仍不会贸然承诺为人人提供各种津贴。
政府也不光是依赖明年一月生效的退休与重新雇佣法去让年长者继续工作，而是设法改变雇主和社会对长者的观念，以肯定他们比年轻人更不容易犯错的优点。
另外，政府还要以个人化的方式去帮助弱势者，让他们感受到关爱和尊重。
尚达曼也突出我国欠缺社工的现象。他认为要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工作不应只是提供转介服务，如转介援助计划等等，而是要具有关怀之心的专业人员一直牵着需要援助家庭的父母亲或他们孩子的手，长期和他们保持联系，以跟进他们的进展，并给予他们信心。
政府这三个优先关注点会否影响国家的财政政策？
尚达曼回应说：“政府任何时候都需要把更多资源投入到这些优先关注的环节。我们不受相关开支的约束，更难的是找到合适的社工人选，以确保有足够的人向社会伸出关怀之手。”
不过，应对人口老龄化，尤其是提供医疗服务是需要投入一定资源的。他解释由于上了年纪的一代在他们工作的时候，新加坡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工资并不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加上通货膨胀，国家又历经翻天覆地的改变，因此现在有必要协助这一代人。
他表示这不意味着政府必须增加各项津贴，而是会协助他们从住屋中套现，包括让他们把房间出租或大屋换小屋等。
“首40年，我们协助人们积累资产，现在我们得帮他们‘释放资产’。这很重要，如果资产不使用，就没必要积累。”
与许多国家的政府一味迎合人们的要求，以赚取政治筹码不同，我国政府在设计社会和经济政策时，并不只着眼于一个任期，而是尽可能横跨至少三个任期。
“如果我们不改进政治，我们也会只是一味地迎合人们的要求，因此会推出越来越多的短期政策，以求继续执政。我宁可我们改进政治和改善与人民的情感互动，这样我们才能制定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政策。”
他在超过两个小时的专访中，不断强调政府所实行的任何政策，都必须保持连贯性和可持续性。
接受专访当天凌晨近三时，他才从巴黎回国。他此行先在华盛顿主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会议，然后到巴黎出席二十国集团劳工及就业会议。尽管早晨五时许才上床休息，受访时也向记者自嘲有“熊猫眼”，但他却表示身兼多职，并没令他备感压力。
“不，我完全没感觉到压力。如果我不忙碌，会更觉得有压力。”
尚达曼： 要化解经济危机 各国需紧束腰带
欧美国家复苏乏力、债务危机缠身，使得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但目前也并非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关键是各国要有好的政治。
主管社会经济政策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及人力部长尚达曼接受本报专访时，再三强调世界经济局势还没达到“世界末日”的境地。因为技术上的解决方案并不难找，难就难在欧元区各成员国以及美国朝野要如何达成共识，齐心协力采取果断的集体行动。
他认为目前最重要的一环是欧元区各成员国达成协议后，就须即刻征集资源，以确保问题不再从一个国家蔓延到欧元区其他国家。这样至少能及时止住眼前的金融危机。
要从源头化解危机，尚达曼指出目前并无其他选择，各国唯有经历一段长时期的财政紧缩政策，即“束紧腰带过日子”。但是，这也意味着欧美政治人物必须牺牲短期的政治筹码来实现长远利益。
对此，他认为目前还没见到明确的答案，也没几个政治观察家有信心。
在两个多小时的专访中，尚达曼用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谈论经济课题，也道出了自己目前最大的忧虑。
他担心全球将进入一个长时期经济停滞不前的“双轨放缓”时代。即发达经济体如欧美及日本的经济增长几乎停顿，增长分别不到1％，尽管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表现稍好，但增长也会更缓慢。
他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风险已经大大高于六个月前。因为“目前面对政治障碍的可能性要比一年前高得多”。
欧元区和美国必将经历一个去杠杆化的非常时期，这个过程会加剧经济放缓，然而很不幸的是这恰好也发生在全球经济步入一个没有增长的时代。
“新兴市场国家因为从来无法通过市场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本身所无法支持的财政资源，结果这些国家目前的财政反而稳健。欧盟一些国家却在没有适当监管或行动的情况下获得这样的选择，结果造成它们现在的可悲局面。”
欧盟与美国面临政治与信心危机
尚达曼指出现在路已走到尽头，这些国家必须想办法去解决巨额赤字，可是“弹药”却几乎耗尽，一些国家的经济可能因此而立刻萎缩。
与此同时，尚达曼认为欧盟和美国正面临着一场政治和信心危机，而这已反映在这些国家的部分公民对其政治领袖，包括朝野政党领袖是否能为国家的长远着想，并采取正确的行动方面。
“我想目前在许多发达国家，人们对政治领袖的信心已经不如从前。这已在民意调查中反映出来，很多人都对他们的前途和即将做出的调整感到担忧，尤其是那些还未退休，还没享受到之前获得承诺的福利待遇的人。”
尚达曼一度曾被欧洲的社会民主制度所吸引，尤其是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瑞典和德国等这类高度工业化、高增长，又能自力更生的国家。
年轻一代与父辈想法已完全不同
然而在二十年内，这种制度却退步得厉害。他注意到从60年代末以来，年轻一代与他们的父辈在想法上已经完全不同。他们宁可依赖国家福利，也不愿意为自己和家人工作，结果导致政府需要举债来满足社会福利开支。50年代的愿景，与现实已截然不同。
他说，现在许多欧洲国家，包括美国也是这样，每当有选举时，更多的权益（entitlement）；将退休金与当前薪金而非消费价格指数挂钩；以及提早退休待遇等等能哗众取宠、讨好选民的政策不断出台，造成现在的政府得为过去的政府买单。
为此，瑞典被逼在过去10年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并采取财政紧缩政策，但这个过程远比增加开支来得痛苦。
尚达曼认为如何解决这场政治矛盾，将决定欧洲、美国以及全球的经济展望。
优先关注 三大领域
尽管教育水平再高，许多发达国家的人民还是只往内看，不清楚国外发生什么事，更不明白国家之间会如何相互影响。
新加坡比较小，更容易让人民意识到今天的行动可能会对明天造成影响。或许也因为我们是亚洲人，国人更关心子孙的前途。在西方，对未来的集体责任感已不复存在，人们也不会着眼于超过一两任政府任期的事。
我们的政策并不完美，不管是针对交通、住屋还是社会福利而言，进步的空间还很大。如果设身处地去想，一般新加坡人每天上下班都得在繁忙时间内搭乘巴士或地铁，我们知道必须做出相关改进。如果设身处地去想，也会想到照顾残疾或心理健康出问题的家人者，他们都会觉得自己需要得到更多的援助，也认为他们其实应该过得更好。
人们总是从各自和身边的人，通常是他们的家人的日常经历出发，他们的要求也会逐年改变。从甘榜迁入组屋的那一代人，他们会牢记种种改变，可是对于目前在舒适的环境下成长的人，他们可以听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话当年”，但这些并非亲身经历，无法烙印在他们的情感记忆里，而这也对社会和政治造成巨大影响，但我们完全能理解。
我们必须不断求进步，也得让人们了解新加坡已是个更先进的国家，进步的步伐不可能和从前一样，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会放缓，但愿生产力增长能协助我们改善情况。但工作队伍的增长率已显著放缓，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将放缓。
对我来说，确保每个人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是最重要的，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都以此为基础。要如何以生产力带动增长，确保增长与分享呢？
在社会政策方面，我们避免犯下发达国家让未来的一代为现在的一代买单的错误，这样我们才能维持政策的可持续性。
我们的税务制度是累进式（progressive）的，也就是由收入最高者承担大部分的税收，主要是让收入较低者享受利益。在本地，收入最高的20％人口负担了国家税收的53％，包括所得税、消费税等不同税项和各种收费。这个比例比高税率国家，如最高个人所得税率达到50％的英国都来得高，而我们的最高所得税率只是20％。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人口绝大多数都只付很少的所得税或不必付所得税，而我们的消费税率是7％，英国和西欧国家却征收15％至25％不等的消费税。这是我们的优势，能使我们的财政长期保持可持续性，并且维持公平。我们必须继续这么做。
由于新加坡与香港、旧金山、纽约和伦敦等一样，都是高度全球化的城市，我们所面对的收入差距问题比拥有腹地的国家显著。
一个相关的挑战是我们已不可能复制有如上世纪60至80年代，甚至是80年代到现在的高社会流动性。如果我们过去在促进社会流动性方面没那么成功，多数的父母还无法让孩子丰衣足食，那我们在社会流动性方面还很大的改进空间。但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却是如何维持可持续性的问题。
应付社会收入不平等挑战 政府需在“上游”开始介入
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协助贫困的孩子和家庭，让他们憧憬未来。我们通过就业奖励、社区关怀、保健基金和教育助学金等帮助他们，一些中等收入家庭也从中受益。但重新分配收入或利益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我们要透过社会政策做出更多，让新加坡成为更具人文关怀和能够随机应变的社会。
基本上，我们所要优先关注的有三个领域。首先是应付社会收入不平等的挑战。我觉得政府需要在“上游”就开始介入，不要等到“下游”出现问题才这么做。不平等现象一般在孩提时代就出现，孩子是否有信心取决于他们的语文能力，他们在班上是否经常发言、是否有阅读习惯，这些很多时候都与孩子的智力无关，而是因环境造成的。我们需要尽早并以新的方法来干预，以协助贫困家庭甚至是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我们必须在幼稚园和托儿所就透过不同的计划去协助孩子，并且从小学就给予更密集的援助。
到了中一和中二，我们则要鼓励学生们参加辅助课程活动，让他们承担领导任务，以塑造他们的个性。我觉得在尽早介入，使青年人产生信心方面，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
应付人口老龄化 减轻医药费负担
我们的第二个关注点是如何照顾老人。因为我们的社会正逐渐老龄化，医药费当然是一大重点。老人家最关心的是他们能否负担得起医药费，我们希望能在这方面为他们提供更多帮助。不过，这必须是可持续的，我们不要步其他国家后尘，承诺为所有的人提供津贴。我们应更关注的是中等入息者。目前的情况是一旦家中有人患上重病，全家人的负担都很重；对慢性疾病患者来说，由于需要定期复诊，医药费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所以这是我们将探讨的一个方面。
医药费以外，我想我们也要改变社会对年长者继续工作的观念。日本和德国的经验让我很受启发。事实上，德国是个很有趣的模式。德国人原本不鼓励老年人继续工作，以为老年人的体力和精神较差，而德国政府早年也曾奖励提早退休的工人，因为当时德国面临失业问题，希望给年轻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现在他们反而要鼓励年长者继续工作，而且是很积极地推动相关政策。
这使得过去六七年，德国人对长者的既定印象有了很大的改变，更多人参加调查时都表示年长者有宝贵的经验，也更不容易犯错，尽管他们的速度不是最快的。这显示这是个能够改变的观念。我们单是实施明年1月1日生效的退休与重新雇佣法并不足够，更重要的是让雇主、家庭和社会改变观念。
任何到日本去的人，都会对那里的年长者留下深刻印象。在东京成田机场就可看到长者骄傲地穿上制服，负责不同的工作，包括前线工作，而不需要由娇媚的女子提供客户服务。
坦白说，没什么比紧缩的劳动市场更能促使观念改变。更多发达国家的人民参与劳动，特别是妇女。我们必须吸引年长者继续工作，而他们的待遇和工作环境也要好，同时也让他们觉得自己受重用和得到尊重。这是个社会目标，即允许人们通过工作保持自尊和活跃。别忘了我们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之一。
扶持弱势群体 设身处地为人们着想
至于第三个关注点，是如何在人们摔倒时，扶他们一把。我们必须设身处地为人们着想，例如，帮助离了婚但带着年幼孩子的母亲，确保她们有瓦遮头，她们的孩子继续上学，她们也有工作和收入来支付各种费用。然后思考如何透过政策协助她们振作，或者政策其实未能正视真正的问题。
我们也缺乏社工，我们不能通过转介援助计划等来解决问题，我们需要具有关怀之心的专业人员一直牵着需要援助家庭的父母亲或他们孩子的手，长期和他们保持联系，以跟进他们的进展，并给予他们信心。
我们要建立社工专业，这不只是个确保他们获得更好待遇的问题，而是如何提供明确的事业发展架构，让社工不断积累经验，能顺利转换职位，也让年轻人觉得这样的职业生涯有满足感。
我们也要给义工很多的空间，我接见选民时所处理的棘手个案都需要有关怀之心的义工和社工来跟进。遇到挫折者总是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义工，认为义工肯花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助他们。他们和义工所建立起来的关系，以及与专业社工等属于体制内者所建立的关系，截然不同。
事实上，我的选区成立了一个由前囚犯组成，并由他们自己经营的自助团体。他们协助拜访刚出狱者，也相互照顾。看到他们充满干劲让人欣慰，这说明如果能给别人一次机会，负起一些责任和领导工作，尊重他们，可达到非凡的成效。
尚达曼： 国家储备透明度 不应给人看透透
在八月总统选举中，有候选人将提升国家储备的透明度作为竞选课题，副总理尚达曼认为提高国家储备的透明度无可避免，但不应把新加坡所有的“弹药”都公告天下。
尚达曼兼任财政部长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席。他上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在回应是否该提高国家储备透明度的问题时说，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拥有的是国家资产，如果每年都公布数据，就等于公开新加坡到底有多少“弹药”。
财政部是分别委任GIC和淡马锡控股来管理国家储备。
尚达曼以国防为例，进一步解释国家储备在战略上所扮演的角色。
“别人知道我们的国防科技先进，也知道我们在这个领域所花费的预算有多少，但我们把确切的装备和国防能力也一并公开，又是否明智呢？”
不过，他强调政府已在内部确保总统和总统顾问理事会都能得到国家资产的完整数据和知道GIC的常年表现。
“如果是和保护储备有关，他们也可以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资料。”
国家储备来自政府的财政预算盈余、售卖国有土地的收益，以及政联公司如星展集团、新加坡航空、新电信、新科工程等的盈利。
尚达曼指出，国家储备也是新加坡“国防”重要环节，不仅仅是财务方面的战略资产，若将来发生重大事件，人民的子孙将能有办法去应付困境。
他说，负责管理国家储备的其他机构如淡马锡控股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也已提供所有的财务方面的细节，金管局每个月会公布外汇储备数额。
他认为现在的GIC已经透明得多。它过去只提供20年的投资回报数据，现在也发表5年和10年的投资回报数据。如果GIC的投资有什么闪失，马上就可反映在5年的数据中，因为回报率相比之下会显得疲弱。
尚达曼说，作为一个长期投资者，要成功管理好投资组合，唯一的途径是有技巧地进行多元化投资，以获取良好的长期投资回报。
“至于每项失利的投资，他们都要很仔细地检讨，看是否可以避免。”
巩固社会安全网 开支将谨慎增加
政府已谨慎作出规划和检讨，确保会充分使用诸如社区关怀基金（ComCare Fund）和保健基金（Medifund）等援助计划。
随着人口老龄化，政府为巩固社会安全网的开支将越来越高，但它已谨慎地作出规划和检讨，确保会充分使用诸如社区关怀基金（ComCare Fund）和保健基金（Medifund）等援助计划。
让医院针对个别情况更灵活处理中等收入家庭申请
副总理尚达曼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举例说，政府已经开放保健基金的用途，不再硬性规定只有低收入者才能够提出申请，而是让医院针对个别情况，更灵活地处理中等收入家庭的申请。他相信这样的做法今后将会更加普遍。
此前，时不时有专家学者和议员等要求当局降低申请保健基金的门槛，以让中等收入阶层也能申请援助。
从2010年4月1日至今年3月31日，政府透过保健基金发放了6430万元，以资助病人偿还他们的医药费，这比前年多出530万元，增幅约9％。政府也已在今年4月开始的新财政年中，为保健基金注入另外两亿元。
至于社区关怀基金，政府今年将注入5亿元，把所要达到的基金款额从10亿元提高至15亿元，希望能以更多的基金收益去为贫困国人提供足够的支援。
本地的慈善福利体系五年前开始由政府统一管理，现在社区发展理事会、基层组织和志愿福利组织等机构都能审核和批准各项援助计划的申请，以更有效地协助真正需要援助的民众。
尚达曼说……
没有任何财政部长会在别的部长提出要求之前，主动站出来说要提供拨款支援。但是，我认为确保有足够的社工是当务之急，我们需要支付他们有竞争性的薪金，更关键的是提供令他们满足的事业发展前景，以让他们在加入这个行业后，不会觉得输给了同伴。他们得有机会发展、汲取经验，并在下来把握更多机遇。很多年轻人都想要这些，这是很自然的。
——谈确保有足够社工的重要
与一些国家的内阁要求其他部长先向协调部长汇报的机制不同，我们是采取非正式的做法，也就是分层不那么多。不同的部长要有不同的风格和个性，但我们在幕后还是有一定的协调，不会出现政策全由一个部长做主的情况。
——谈作为主管社会经济政策的副总理角色
过去二三十年，欧洲联盟和美国的政治体系经历了历届政府和执政联盟的执政，总是在增加国家长期经济负担的基础上，试图提取短期的政治利益。然而，这个游戏已经结束，因为无法持续下去。它们现在得做恰恰相反的事情，即必须牺牲短期的政治代价，以实现长期的经济利益。
——谈欧美经济与债务危机
作为一个地底下没喷出些什么东西的国家，我们必须长远地保护好这种战略资产（国家储备）及明智地加以管理，并透过总统和总统顾问理事会给予适当的监督，而不是因为要捞取政治人气，而将数额都公诸于世。
——谈国家储备的作用及透明度
我认为欧盟和美国正面临着一场政治和信心危机，而这已反映在这些国家的部分公民对其政治领袖，包括朝野政党领袖是否能为国家的长远着想，并采取正确的行动方面。
我想目前在许多发达国家，人们对政治领袖的信心已经不如从前。这已在民意调查中反映出来，很多人都对他们的前途和即将做出的调整感到担忧，尤其是那些还未退休，还没享受到之前获得承诺的福利待遇的人。
——谈欧盟和美国正政治和信心危机
尚达曼接受早报专访透露 政府或聘“猎头公司” 协助中小企业找员工
面对政府收紧外来工人政策，很多新加坡人又不愿为中小企业打工，中小企业因此常为请不到本地工人大吐苦水。雇主们的心声政府已经听到了，目前正在探讨情况，甚至考虑由政府“买单”，鼓励人力资源公司帮本地工人和中小企业牵线搭桥。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及人力部长尚达曼上星期四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政府已在为解决中小企业雇人难的问题找办法，尤其是希望增强中小企业对本地工人的吸引力，并改变人们对中小企业的偏见，从而一改本地工人不愿为这些公司打工的现状。
尚达曼表示政府已在为解决中小企业雇人难的问题找办法，尤其是希望增强中小企业对本地工人的吸引力，并改变人们对中小企业的偏见，从而一改本地工人不愿为这些公司打工的现状。
面对政府收紧外来工人政策，很多新加坡人又不愿为中小企业打工，中小企业因此常为请不到本地工人大吐苦水。雇主们的心声政府已经听到了，目前正在探讨情况，甚至考虑由政府“买单”，鼓励人力资源公司帮本地工人和中小企业牵线搭桥。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及人力部长尚达曼上星期四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政府已在为解决中小企业雇人难的问题找办法，尤其是希望增强中小企业对本地工人的吸引力，并改变人们对中小企业的偏见，从而一改本地工人不愿为这些公司打工的现状。
据他观察，德国的城镇中常常只有几家中小企业，人们为这些公司工作都感到自豪，但在新加坡这个全球化都会，当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并存时，人们就不太愿意到中小企业工作了。
他透露人力部目前正在探讨像澳大利亚和英国那样，为资源有限的中小企业提供集中的人力资源服务，由政府聘请市场上的人力资源公司为这些企业和雇员配对，一方面确保没人失业，一方面也帮助中小企业解决本地工人难求的问题。至于这些“猎头公司”所抽取的佣金，则由政府承担。
但是，尚达曼强调前提是确保相关的计划不会被滥用，例如得规定雇员必须在所配对的岗位上工作一定时间，人力资源公司才能获得全部佣金。
他说，这项计划也是当局考虑帮助较年长工人的其中一个办法。
“摆在40几岁的雇员前面的还有很长一段路，我们得确保他们找到新工作时，不会面对大幅减薪，也能在新岗位上长久工作。”
尚达曼是在五月大选后升任副总理，并主管社会经济政策，而身为财政部长，他也主管政府的财政预算。
他直言：“为了帮助这个群体，我不介意多花一些钱。因为无论是从他们的薪酬、生产力和创造一个更美好社会等层面来看，这么做都是物有所值的。”
这是他出任副总理后首次接受记者独家专访。在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中，针对新加坡社会经济的各项政策畅谈自己的看法。
他指出，本地的建筑、海事、酒店、零售等多个行业都面对请不到本地工人的问题，而新加坡人越来越不愿打蓝领工是我们所面临的另一挑战，因此未来得设法保住人们愿意打蓝领工的传统。
“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只有白领上班族的国家。因为办公室里的生产力提升远远不够高，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是顶尖的专业人员。人人都戴上领带在一座威风的大楼里工作，不该是我们的目标。”
尚达曼指出，在真正的发达国家，人们都会尊重应用技能的职业，工人也对能在工作中应用特别的技能感到自豪，而不是为了赚快钱而工作。
“这样的传统很重要，我们正面临失去的危险，但现在还为时未晚。我们可不能变得像迪拜那样。”
他也一再强调政府对外来工人的政策是在谨慎地进行全面考量后作出改变，为的是确保能将外来工人的数目控制在劳动队伍的三分之一。
他指出，保持开放和拥有多元化的劳动队伍，其实是新加坡的战略优势，但从长远来看，新加坡人也必须是新加坡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因为在外来工人政策上，如果只为迎合短期的经济利益，就会出现长远的社会代价。同样的，如果完全对外来工人说不，新加坡经济就不会有增长，因此必须在两者之间求取平衡。
至于那些具战略性的增长领域，尚达曼保证政府会特别照顾，但他了解每家企业都会自认本身是例外，应受到特殊考虑，但政府却无法照顾到雇主认为特殊的每个例子。
因此，他鼓励各个商会除了向政府传达行业内人手不足的反馈之外，也应协助行业内的企业提升，尤其是让中小企业更善用政府现有的资源和计划，为雇员提供培训，透过提高生产力去应付人手短缺的问题。
尚达曼：改变观念重雇年长员工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及人力部长在重新雇用年长员工方面，关键不在于是否有重新雇佣法，而是新加坡人得设法改变看待退休者留在劳动队伍中的观念。——尚达曼
年过花甲的老人穿着整齐的制服，在机场处理行李或为旅客指引方向。虽然这份工作谈不上风光，但他们却是很自豪地在各自的岗位上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及人力部长尚达曼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以日本的年长工人为例，指出当他每次到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时，都会对那些在机场前线工作的年长员工肃然起敬。
在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的日本，人们退休后重新受雇，在新的岗位上发挥“余温”是件平常事。日本因此也是年长者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虽然从明年一月开始，新的退休与重新雇佣法将生效，但新加坡人却还不像日本人那样，形成退而不休的观念。
尚达曼认为在重新雇用年长员工方面，关键不在于是否有重新雇佣法，而是新加坡人得设法改变看待退休者留在劳动队伍中的观念。
他还引用德国的例子，说明这样的观念转变可以实现。在接受本报专访前几天，尚达曼在巴黎出席二十国集体（G20）人力部长会议，刚好与来自德国的同僚谈起年长工人重新受雇的问题。
他说在德国，人们曾对工作的年长者皱眉头，认为他们手脚不够麻利，脑子也不如年轻人灵活。从前德国面临失业问题，为了要给年轻人更多机会，政府也鼓励年长者提早退下，甚至给提前退休的工人更多的奖励。
不过六七年前，德国政府开始反其道而行，不仅鼓励年长者工作，还想方设法让他们在工作中获得满足感。
在政府的努力下，过去几年人们的观念发生了转变。如今许多接受调查的德国人都认为年长员工所拥有的丰富经验，是个不可多得的资产，虽然他们的动作不一定快，但却不容易犯错。
尚达曼说：“这样的观念转变至关重要，不是因为有法令说你得为年长员工提供重新受雇的机会，你才去聘请他们。雇员、家庭和整个社会都需要转变观念。”
新加坡的劳动力市场面对人手紧缺问题，尚达曼希望能在未来十年内促使人们形成新的观念。
他说，雇主想方设法去找工人，就得像许多发达国家的雇主那样，更好地照顾员工的需求，例如确保工作环境适合年长员工，并满足女性对工作时间的特殊要求等。
“我们不是要强迫他们工作，但必须让工作对年长者更具吸引力。除了向他们支付可观的薪酬，工作环境也要适合他们，并让他们感觉到受重视，无论从事的是什么工作，人们都应尊重他们。在这方面，我们的社会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尚达曼也指出，作为世界上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新加坡必须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改变对年长者参加工作的观念。
他也强调鼓励年长者重新受雇，并不只是出于经济考量，也不只是因为我们在各个领域都需要更多人力，更重要的是这能让人们的生活更有满足感。
房价上涨过快 政府冒险增加供应
本地房地产价格已经上得很高，政府意识到这一点，因此需要增加供应，但也不能做过了头。
副总理尚达曼指出，当政府在尝试阻止房价上涨过快，以确保国人能负担得起的同时，就已接受了一个政策风险：那就是当市场情绪急转直下时，房市可能会供过于求。然而，倘若政府坐视不理，另一个风险将是房价继续上涨。
尚达曼主管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他日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透露内阁中多位部长都对房市很关注，包括李显龙总理在内。因为这是个跨部门的课题，需要有多方面的考量。
他指出，政府会密切留意自2009年9月以来所推出的四轮降温措施的成效，并会继续以“针对性”的措施去应对房价上涨。
“没有一个政府可以驯服房地产周期，你也无法令它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总会有上下起伏。但是，我们要避免房价上涨过快，因为当价格开始向下走时，也会跌得很急。”
尚达曼指出，目前金融市场的矛盾在于全球利率几乎见底，市场流动资金充裕，资金也流向如新加坡这类政局稳定，人们对经济抱有长期信心的国家。如果政府刻意通过抬高利率来扼制房地产需求，就如同让汇率降低，这将推高通货膨胀率，而这也是政府所不想见到的情况。
我国是通过管理贸易加权汇率（trade-weighted exchange rate）来实施货币政策。这意味着本地利率会受全球流动资金情况的影响。
尚达曼说，未来两年我国将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矛盾局面：全球经济环境低迷，股市不振，但会有很多流动资金进入亚洲，尤其是那些经济基本面稳定的经济体，进而推高房价。
但他强调：“无论如何，让我们确保房价不会继续跑得比人们的收入增长更快。”
从保安清洁等行业 着手提高生产力
新加坡要实现10年内把收入提高三分之一的目标，每年得提高生产力2%至3%，其中一个可行的方法是从保安、清洁等普通工作着手，逐个行业提升生产力。
尚达曼说，政府展开各项计划，帮公司改善工作，例如采用更多设备，培训员工使用新设备等。当局也和全国职工总会密切合作，推广增长与同惠计划。
他指出，提升生产力是实现收入增长的不二法门，这也是我国的首要经济策略；虽然生产力提升和薪金增长的步伐未必完全一致，有时五年的时期也会出现偏差，但长远来说，收入增长必须由生产力提升支撑。
过去10年，新加坡经历了三次衰退，如果包括去年的经济复苏期，我国的平均生产力提升还是达到约1.8%。
尚达曼也坦承：“2%至3%坦白说是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因为很少有国家能在整个10年内达到这样的目标，不仅仅是针对一个领域，而是整个经济。如果能至始至终地努力贯彻，我们就能达到这个目标。”
他也说，商业公会能与中小型企业合作，协助公司提升生产力；政府也竭力通过税务、津贴等方式支持企业这么做。
“这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就让我们全力地去解决它。”但尚达曼也强调，提高生产力并不意味国人的工作会更辛苦，而是要让人们更聪明地工作，让每个岗位都能给人满足感。
政府不排除再下调 全年经济增长预测
欧美经济和债务危机蔓延，政府目前已经不排除再次下调新加坡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的可能性。
副总理尚达曼上周四接受本报专访时说：“如果情况变得非常糟，比如经济在第四季突然急转直下，下调增长预测是可能的。”
政府两个月前刚把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从原本的5％至7％，下调为5％至6％。
尚达曼说，政府已在关注局势发展，并开始设想一些解决方案，以在情况变糟时给予本地商家和国人一定的协助。
他坦承政府内部已有一些头绪，但最终还得看这次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有多严重。
“我们在关注一些应对经济衰退的方案，但还是别太早下定论，应先看看事态的发展。我不认为每次当我们经历一场经济衰退时，政府就一定要推出一个大配套。我们大家也应该学习如何自己去应付经济衰退。”
过去当出现大的经济危机时，政府都借机重组经济，以加强我国的竞争力。倘若这次经济也进入衰退，政府又能怎么改？
尚达曼说这得视当前的情况而定。在2008年爆发金融大危机时，我们的根本问题并不是竞争力，商家无法应对的是需求突然崩溃，政府因此觉得花资源去帮助商家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推出了雇佣补贴（Jobs Credit）和技能提升与应变计划。
他指出，我国当前的经济已经历了非常巨大的重组，若要改，可能是从外来劳工政策着手，而政府也已经把大方向定得很明确。
可能调整 外来劳工政策
政府过去再三表明将收紧外来劳工政策，以减少本地雇主对外来工人的依赖，找不到本地工人填补待遇较差职位的雇主，恐怕不能继续依赖廉价的外来劳工去减轻业务成本，而是必须积极着手改进作业流程，以提高生产力。
询及淡马锡控股是否能为壮大本地中小企业而做得更多时，尚达曼指出淡马锡其实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它认为这是其投资组合中有用的部分，也符合投资逻辑和国家需要。
他说，基本上本地企业到外国洽谈业务，组成商团会更理想。例如台湾和韩国的中小企业就做得不错，而淡联公司也已经在进军海外市场时，邀本地合作伙伴一起去。
“如果我们一个个都到国际市场上单独竞争，就会比作为一个群体来得弱。如果是在一个群体内，大家就可以相辅相成、互惠互利。”
淡马锡控股将与政府携手合作，通过合作投资计划（Co-Investment Programme，简称CIP）去协助本地中小企业壮大业务。
本地企业如傲胜国际(OSIM)和奥兰国际(Olam)，过去几年都有和淡马锡合作，业务也提升到国际市场，建立了更响亮的品牌。
联合早报专访
何惜薇 李敏雯 杨丹旭
2011年10月0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