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领导全国对话委员会的教育部长王瑞杰说：“我把全国对话会视为一个漫长的学习旅程，既然已经展开，就要坚持下去，并让人们知道我们是真心诚意的，对话会是真实的，就如俗语说的‘路遥知马力’。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在做戏，人们假以时日必定能分辨。我乐于继续下去，鞭策这匹马更努力前进。”
去年8月，“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会”宣布展开，力求通过民间交流寻求新时代的社会共识，虽然对话至今未结束，却已开始对政府制定政策产生影响。负责领导全国对话委员会的教育部长王瑞杰形容，对话的影响力已“渗透决策过程”，并体现在新加坡接下来的施政大方向方面。
已在1月告一段落的第一阶段全国对话会，共听取了多达1万名国人的心声。王瑞杰指出，每场对话会结束后，所收集的意见和反馈都会直接转达给相关部门，而这些意见所产生的影响在今年刚获得国会通过的财政预算案中显而易见。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在上个月25日发表预算案声明时，列出国人通过全国对话会汇聚的新加坡愿景，并指出“政府将大力支持这项努力”，明确地为接下来的施针方针定调。
王瑞杰日前接受本报专访畅谈“全国对话会”时，细数尚达曼的预算案声明，以及多名部长之后在回应各部门预算开支辩论时所突出的新政策和反思，许多都是“从国人在全国对话会中反映的观点获得启发”，意义重大。
第二阶段对话形式分三大类
“这不只是关乎细节，如我建议做X，政府就实行X，而是整体的讨论论调以及我们应前进的大方向，都显著地渗入决策过程中。”
随着全国对话会进入第二阶段，不少内阁要员如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和卫生部长颜金勇等都提到，希望借助全国对话会平台，进一步与民众展开相关课题的深入交流。因此，王瑞杰将第二阶段的对话形式分为三大类。除了有个别负责部门参与，针对住屋、医疗、教育和就业等热门课题讨论外，全国对话委员也会继续举行那些切合全国对话三大主题“家园”、“心件”和“希望”的对话会。与此同时，类似首阶段对话会的开放交流形式也将保留，以满足不同国人的需要。
王瑞杰说：“我们会继续主办那些比较开放式的对话，让人们报名参加，同时也会有一些对话会专注于具体主题，两种并存。重点是确保对话会继续是人人都能参与的包容过程。”
在王瑞杰看来，新加坡经过48年的快速发展后，已来到一个社会更多元化、需求更复杂，需要认真思索下阶段发展的“十字路口”。
“我们不再是解决简单的技术问题，例如需要增加多少地铁列车。这是可以计算、然后相应解决的。拥有政府组屋的意义是什么？某个政策有什么用意？教育的目标是什么？而我们如何达成？等等……这是很复杂的课题，关乎我们的价值观，涉及取舍。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展开对话会，让国人共聚一堂，参与、聆听不同的观点，共同讨论一些我们必须做的抉择。”
不过，王瑞杰看到的更多是这些对话的价值和意义。他在访问中重复提到“学习”：从对话中“学习”到什么、这个对话会“是个漫长的学习过程”。
这位警界出身的部长，回想自己在警队的经验时说，要看警察是否把工作做好，就是确保前线的警员在和民众接触时能沟通好，把问题处理好。比如到社区巡逻，由于犯人只占不到人口的1%，如果你用美国的方式，把所有人都当成罪犯，那是行不通的。“只有当人们知道他们在防范罪案，甚至拘捕罪犯方面能帮得上忙，那才有用。对我来说，这是相当大的改变。”
对话不应随活动结束
王瑞杰在对话会开始时表示大约要用一年的时间，但他认为这个对话不应该随着“全国对话”活动的结束而结束。
他认为，如果政策涉国家安全，政府当然要当机立断，不能进行长时间的咨询。但是有一些课题是值得、也需要大家开诚布公讨论的。广泛沟通，结果很可能是人们的意见分歧，而王瑞杰认为，政府不可能依靠民调来治理国家和制定政策，需要的是运用智慧，最后拍板，并说服国人相信政府的做法。“不过，这个开放的交流过程将有助于政府更透彻地思考各种不同观点。”
王瑞杰坚信：“只要国人最终相信他们的领袖是真心为他们好，那国人就会追随。如果某人说，我们将一起踏上征途，你我之所以会跟随的重要原因，是他的诚意、真心和对他的信任。”
他说，新加坡能够取得今天的进展，第一，和其他国家比较，新加坡更能够为自己的未来做长远规划；第二，人们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团结一心。
但这个长远的共同目标是什么？领导人带领人们时所扮演的角色将和过去不同。他说：“往下走，有许多事物都没有简单的答案，不是解决技术问题，重要的是能把人民团结起来，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的选择，是我们准备齐心合力去干的方式。这将会复杂得多，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件事都达致协议，这必然会凌乱些，但却是至关紧要的。”
王瑞杰承认，这些复杂的课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也不容易取得共识，因此可以预见这方面的讨论“必定会更杂乱”。
白皮书课题值得思考 但沟通不理想
对于引起激烈反应的人口白皮书，王瑞杰直言：“相关的沟通做得不理想；我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好。”
白皮书提出，2030年人口可能达到650万至690万人。这不只在国会引发朝野激辩，数千人还在芳林公园集会，表达意见。王瑞杰认为，白皮书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当注意力集中在那个‘数字’上，就使原来的讨论完全脱轨”。
王瑞杰指出，白皮书要突出的课题其实都值得思考，包括我们要保留新加坡人核心的两难问题，既不能对人口萎缩问题坐视不理，也不能过多引进外来人口；另外，要减少引进外籍员工，又如何进一步推动经济重组，提高生产力；其三，是政府改变一贯的做事原则，在需求出现前提前建设基础设施，这等同于“宰杀圣牛”。
“还记得以前的万国地铁站，人们称之为白象，民间反应很负面，政府因此很关注这个问题，后来较少这么做。”
政府应不断反思改善做事方法
王瑞杰相信“政府应不断反思如何改善做事方法”，而在传达白皮书的概要方面，“我们其实可以在不看数字的情况下先展开知情讨论，然后再谈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相关数字会是多少”。
王瑞杰不否认人口数字能提供“规模的概念”，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但因为沟通的方式不理想，导致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数字上，“结果政府尝试突出一系列关键课题的努力都失败了”。
“从这个课题中学到的重要一点是，我们需要先谈为什么，再谈怎么做。为什么需要改变做法？这是因为有种种挑战。然后就是怎么做：如何解决老龄化和经济重组问题，再谈到数字部分，比如人力数字就是‘怎么做’当中的重要一环，而这个可以加以讨论。”
不赞同人们对政府信任动摇说法
对于白皮书引起的涟漪反映人们对政府信任动摇的说法，他不赞同。他说，他能够感受到的是，人们的日常体会与政府想讨论的长远课题无法交集，这也是国人难以接受白皮书的另一原因。
“人们觉得我现在忍受拥挤的巴士、地铁，面对外籍员工的竞争，却要谈什么人口十多二十年后老龄化的长远挑战……我完全体会得到，所以我们需要更好地与国人沟通，让他们了解我们所讨论的长远课题，出发点都是为了让国人有更好的生活。”
让更多只会说华语的国人加入对话
王瑞杰希望全国对话会的触角能延伸到更多人群，包括只会说华语的国人。除了全国对话会的活动，他认为媒体也是重要的辅助平台。
另外，王瑞杰透露，他也不时收到一些民众以不同语言书写的电邮反馈。
他说：“最近收到一名男士以华文书写的六页来函，都是一些他希望看到的改变。这方面的空间还能进一步扩大。”
将在数周后出炉的全国调查，针对新加坡未来的期许，面访了4000名国人。他相信，当中会捕捉到一些没有参与对话会者的心声。
全国对话会自拉开帷幕以来，以华语举办了几场对话会，包括在裕华区的方言对话会，与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联办的华语对话会等。不过，大部分的对话会还是以英语为主要沟通语言。
王瑞杰说，将探讨如何让更多只谙华语的国人，尤其是年长者参与对话。
他指出，针对一些有特定主题的课题，相关的问题需要设计得较尖锐，以激发更有质量的回应。此外，若是讨论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需要来自不同文化和种族的新加坡人参与；如果是讨论老龄化问题，肯定需要聆听老人家的心声，那就需以母语，甚至方言举行对话。
王瑞杰说：“我把全国对话会视为一个漫长的学习旅程，既然已经展开，就要坚持下去，并让人们知道我们是真心诚意的，对话会是真实的，就如俗语说的‘路遥知马力’。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在做戏，人们假以时日必定能分辨。我乐于继续下去，鞭策这匹马更努力前进。”
*有兴趣参与第二阶段对话的国人可上“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会”网站（www.oursgconversation.sg）报名。
联合早报
洪奕婷
2013年03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