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能端 杨丹旭 黄伟曼 报道
新加坡的语言环境本就十分复杂，比起鼓吹孩子从小接触和学习方言，政府更倾向于帮助学生打好双语的基础，有了稳固的双语基础，学生日后想要掌握方言或其他语言，会更容易上手。
教育部长王瑞杰昨天出席“全国对话，早报开讲”的活动，并对与会者谈及方言流失所造成的缺憾指出，方言课题是“很复杂”的。他举例说，他最近到中国上海，和当地人聊天，发现一些父母更重视孩子学习英文，年轻一辈不谙上海话并不稀奇。上海话在上海的普及程度远远超过本地人讲方言，但他们也面临和新加坡同样的情况。
在王瑞杰看来，新加坡学生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应付各种科目的要求已经不容易，如果还要加上方言，会使情况更复杂。
他说：“教育部的立场是，把如何协助学生打好学习双语的基础视为首要任务，然后再从这个基础上发展。我们应该避免创造一个更复杂的环境，因为这不会对孩子有好处。”
母语学习
以激发孩子喜欢母语为主
至于母语学习，王瑞杰指出，教育部现在采取的方针，以激发孩子喜欢母语为主。除了创造更利于学习母语的环境，教育部也会借助李光耀双语基金的支持，加强学前教育的双语教学能力。
与会者在讨论方言课题时指出，日剧和韩剧在电视上播出都可以用双声道收听，为何有使用方言的电视剧却不能原声呈现，必须配音？也有人说，他觉得方言和中文属于同一种语种，源自相同的文化历史背景，讲方言反而对学习华语有帮助。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昌伟（43岁）在参加对话会后受访说：“部长指各方面都有不同的诉求，学生没有办法兼顾这么多科目。但我们所提的，是在社会中推广方言或母语，与这个不完全有冲突。”
本地电影工作者陈哲艺（29岁）在小组分组讨论中谈语言文化和历史传承，他认为新加坡多年来限制方言，已经逐渐失去文化色彩。如果不趁现在扭转局势，“新加坡的特性将会被抹掉”。
对华社现状进行讨论
与会者昨天也对华社的现状进行讨论。活跃于社团的与会者反映，宗乡会馆面临青黄不接的挑战。若想邀年轻人加入会馆，他们往往会先从本身的利益出发，会问参加社团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对此，中华总商会董事、颜氏公会副会长颜毓莹（42岁）认为，社团为了延续生命力，应该更积极地寻求突破，让年轻人对会馆的整体形象改观。
除了探讨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传承，另外三个讨论主题分别为迈向包容社会、社会新常态以及教育现状和如何适应国际竞争形势。值得一提的是，每个小组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国家内部现在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归根究底都和教育制度脱不了关系。
在回应这样的观点时，王瑞杰说，教育制度的改革取决于人民是否对教育的基本目标有共识，这包括培养孩子终身学习的态度、从小打好孩子的语言、数学和思辨能力，以及协助他们建立良好的价值观。
他希望人们意识到，要孕育出怎样的下一代，不能单靠教育部，家长和社区也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与会者：“新常态”是政治正常化必然现象
王瑞杰部长询问与会者，政府有哪些常用论述应改变，哪些“圣牛应宰杀”？与会者回答，政府自独立以来最常使用的论述是，新加坡是个蕞尔小国，缺乏天然资源，这是不变的现实，但他认为，政府可换角度将之视为小型城邦国家的优势，人民也可靠智慧，突破现状。
这两年人们把新的政治和社会现象称为“新常态”，对话会小组讨论认为“新常态”应视为是我国政治正常化的必然现象。
在“全国对话，早报开讲”活动上，讨论“社会新常态”议题的小组经过一番思考，转而质疑2011年分水岭大选后选民在诉求与心态上的改变是否真的反映一种新的常态，还是只是政治正常化的必然现象。
一名与会者认为，新加坡的建国意识形态其实建立在以个人为主的基础上，而这意识近年来并没有实质的改变，所谓“新常态”的印象也透过网络与社交媒体平台被放大，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创造“新常态”。
他说：“执政者建国初期为获得人民的认同，构建出一些‘建国神话’，这些论述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我们现在处在转变的过程中，得思考如何超脱这些论述设下的框框。”
王瑞杰部长接着询问与会者，政府有哪些常用论述应改变，哪些“圣牛应宰杀”？与会者回答时说，政府自独立以来最常使用的论述是，新加坡是一个蕞尔小国，缺乏天然资源，这是不变的现实，但他认为，政府可换角度将之视为小型城邦国家的优势，人民也可靠智慧，突破现状。
他同意可将原来的“局限”重新定义为新的可能性，强调政府近几年已尝试去突破，并在多方面超越了原有的限制。
若要跨入人民真正参与社会建设的新常态，且重新灌输国家意识，与会者认为教育扮演关键角色，而教育不应只在正规学校中办，民间办学的理念也可加以推广。
王瑞杰：新媒体对政府冲击大
王瑞杰在对话会近尾声时针对人民与政府之间关系上的蜕变发表看法，指新媒体在这方面对政府造成的冲击非常大。他认为，坏消息或不确实的信息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如果不尽快处理，将变得非常复杂”。
他说：“网民在不了解一件事情时，若看到一则不实的网络信息时，会相信吗？或是还信任政府？这些问题都需要好好思考与解决。”
自前年大选后，本地政治生态备受人民关注。王瑞杰指之前曾到过一个亚洲的地区与当地执政党和在野党成员展开讨论，其中谈到经济改革的难处。
他说，执政党成员当时告诉他，改革是困难的，因为在野党一直提出反对，但在政党轮替之前，当时为执政党的在野党却曾提过相同改革。他说：“我问一名在野党成员，他回应说，若协助执政党成功改革，人民的生活会改善，对现任政府的信任也会提高。这不是在野党想要的，如果他们帮执政党做这件事，就没有机会执政了。”
王瑞杰因此指出，自己希望大家能朝共同方向迈进，虽不要求所有人走同样一条路，但却要针对国家前途达成共识，政府与人民之间也要互相信任。他说：“如果看一看其他国家，就会发现，一旦政府与人民之间没有默契，那就很难办事。”
与会者：移民过程机制化 – 新旧隔阂也扩大
如果（引入移民）太快的话，就好像你一直加肥料，让它特别快地增长，没有时间来慢慢吸收，这些都是要好好处理的问题。——王瑞杰
有与会者认为，早年的移民过程相比现在更自然，外国人来到新加坡后落地生根，更容易融入本地社会；近年来，大批外国人在政府有系统的移民政策下快速涌入，整个过程变得机制化，新旧移民之间的隔阂也因此不断扩大。
新旧移民融合问题
最多与会者关注
这几年来，新加坡反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情绪非常强烈。昨早的对话会上，在迈向包容社会的小组讨论中，最多与会者关注的是新旧移民的融合问题。
29岁的刘则名（律师）本身是一个移民，她出生在中国，八岁时来到新加坡。她受访时指出，在政府有系统的移民政策下，来到新加坡的大批新移民与早年的移民不同，在融入本地社会时更困难。
她说：“这个过程不够有机（organic），它不是自然的。比如在我念中学时，许多中国学生在政府的计划下拿奖学金来到新加坡，人数很多，他们会和一起来的中国同学组成很舒服的小圈子，不跟本地人互动，也没有太多沟通的机会。”
相较之下，刘则名在初到新加坡时，就读的小学几乎没有外籍学生，因为语言上的障碍，她在适应时遇到很多困难。不过她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困难，她学会去磨合和适应，与本地的学生打成一片，也更快融入新加坡社会。
教育部长王瑞杰在为对话会作总结时认同这一点。他说：“如果（引入移民）太快的话，就好像你一直加肥料，让它特别快地增长，没有时间来慢慢吸收，这些都是要好好处理的问题。”
他也观察到，一部分有关移民问题的不满情绪，与经济利益的冲突有一定关联，国人会觉得当政府把最好的人引入到新加坡，造成职场竞争，对新加坡人不公平。
也有与会者指出，排斥新移民的问题根源在于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基础设施压力，给新加坡人造成了压迫感，比如地铁太过拥挤，基础设施发展还未到位，人口却不断增长，导致国人排斥外来人口。
小组讨论中，参与者也听到不同的声音，让各自对融入问题有了很好的了解。例如当多名与会者谈到新移民不积极融入时，有与会者提出，新加坡人也应该用更包容的心态对待外国人和新移民。
托儿服务业者钱珮琪（39岁）透露，自己之前曾参加一项公益活动，当时很多在新加坡念书的外国学生非常积极参与，与公益活动受惠者真诚交流，反倒新加坡学生参加的人不多，在参加活动前还询问是否有社区服务计划（Community Involvement Programme，简称CIP）分数。
她说：“我们的讨论中谈到了新旧移民融入问题，也谈到了别在我家后院的‘邻避’现象，归根究底，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新加坡人学会更加包容。”
联合早报 22 Apr 2013
全国对话 早报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