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订“贫穷线”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它无助于政府为更多有需要的新加坡人提供援助。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陈振声在本周一的国会上解释，政府以“多条援助线”的策略，通过阶梯式援助标准，帮助不同经济条件、有不同需要的新加坡人，同时确保较贫困者获得较多援助。援助计划跨度广，从约八成新加坡人可享有的房屋、医疗、教育等满足基本需要的津贴，到只有约3000人受惠的公共援助金计划。
他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时，重申政府不打算效仿香港，制订一条官方贫穷线，而是通过多条援助线，达到帮助更多人的目的。他认为，贫穷线会造成“悬崖效应”，让在线下者获得很多帮助，在线上但同样需要帮助者一无所得，同时也为低收入者贴上标签。
香港9月底把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一半设为官方贫穷线，约五分之一的人口近130万人落在贫穷线之下。香港特区政府表示，这一扶贫政策让当局能对症下药，避免资源错位，也便于跟踪，检视贫穷情况。香港的标准是一个四口之家如果月入在14300港元（约2300元）以下，即为贫困家庭。
随后有本地学者、官委议员连宗诚和非选区议员余振忠提出，新加坡也应像一些发达国家一样设定贫穷线，以更清楚地为贫穷定义和评估，并方便跟进脱贫情况。
不否认贫穷线
具一定指标作用
陈振声不否认贫穷线具有一定的指标作用，但他认为用数字制定政策“治标不治本”。他说：“我们在确认援助对象时，必须摆脱数字的局限，否则会被数字蒙蔽，无法制定能根治问题的政策，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他也对用收入中位数划线提出质疑，他举例说，在经济蓬勃的情况下，收入中位数提高，有更多人会落在线下，但这些人是相对贫穷，那政府是否要投入更多资源扶贫？他认为，贫困者的问题不只是收入问题，他们的问题多面，可能是失业、生病、吸毒、破碎家庭等，有些是短暂性贫穷，有些则长久无法脱困，因此不是单靠钱就能解决的问题。
至于贫穷线量化贫困人数，较容易看到成绩和进展，陈振声说，这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他认为应该以做“有用、有意义”的事情为目标，才是干实事。他为自己设定的成功指标不是线下人数减少，而是防止线上的人落到线下。
他说：“比如说公共援助金计划下有3000人，明年减少100人，是不是因为我做得不错？实际上那少掉的100人可能因为去世，我怎么能邀功？另一方面，可能有200人真正需要帮助却得不到援助。如果我要玩数字，工作会更简单容易，但那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新加坡天主教社群创办和支持的社会服务机构新加坡明爱社区理事会（Caritas Singapore Community Council）上月推出“新加坡反贫穷运动”（Singapore Against Poverty），希望提高公众对新加坡贫穷情况的了解。运动告诉人们，我国有超过10万个家庭的月入在1500元以下，除去水电费、学费、房租、医药费，每人每天只有约5元吃饭搭车。运动呼吁人们进行“5元挑战”，尝试贫穷生活滋味，激发公众的同理心和互助行为。连宗诚是这项运动的主要推手之一。
对此，陈振声说，提高公众的公共意识没问题，但他希望运动不只停留在此，而是进一步与政府或社区合作，付诸行动，改善状况。他说：“有心者不会局限讨论一条线还是几条线，而是在不管有几条线的情况下都上前出一把力，也愿意了解我们如何建立制度，照顾国人。”
“政府关注收入差距”
新加坡既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城市，又是一个发达国家，政府因此比其他国家更关注收入差距问题。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陈振声日前针对政府提供社会援助政策的策略接受访问时说，基于新加坡的特殊情况，在参考和解读国际数据，例如用以衡量收入不均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时，应了解其实用性和局限性。
新加坡去年的基尼系数是0.478，若把政府税务和津贴计算在内，则为0.459。新加坡的基尼系数在过去12年一直在0.4到0.5的范围内。这个数值在1980年已经达到0.44，1998年之后大幅度上升，于2007年达到0.48，目前大概维持在这个水平。香港的基尼系数是0.53。
基尼系数是一个介于0和1的数值，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系数越接近0就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系数达到0.6以上，则表示收入差距很大。
陈振声解释说，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体内，高端收入增长很快，这让社会在短时间内趋向收入不均。也就是说，发展越快的地区，越容易产生不平等收入；在经济衰退时，收入反而越发平等，这也是基尼系数吊诡的一面。
新加坡做为城市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的系数作比较时，差别更大。他说，竞争激烈的国际大城市的基尼系数通常比所在国家的系数高，因为大城市吸引人才，高端收入群体较大；而在其他国家，那些在大城市无法生存者，可迁居其他城市，新加坡人则没有这一选择。
他说，因此新加坡的基尼系数较高在预料之内，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政府更关注贫富差距问题。他也指出，新加坡政府的挑战是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这是很多国家的挑战。积极的一面是，新加坡仍有优势，因为过去十年，多数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没有增长或下降，新加坡却仍在增长。
政府也通过社会转移措施（social transfer）缩小收入差距，这包括住房、教育、就业、医疗多方面。陈振声说，上一财政年政府拨款51亿元用于社会转移，其中13亿元转给家庭收入在20百分位数以下者。政府需要保持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确保有足够的资源提供援助，帮助更多有需要者。
在确认援助对象时，必须摆脱数字的局限，否则会被数字蒙蔽，无法制定能根治问题的政策，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陈振声
联合早报 王润
2013年11月15日
2013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