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一代感恩会
总统府昨天一片“银海”，1500名年长者受邀出席建国一代致敬活动。每一名银发长者都见证了我们的建国之路，每一名长者与这片土地都有一段共同成长的经历，每一名前辈的人生，诉说的都是新加坡的故事。
“红头巾”面对面
来自中国广东三水的红头巾建筑女工在当年抵达新加坡后，挑起了建设新加坡的重担。王亚运（87岁，右）年纪轻轻就随丈夫到新加坡讨生活，丈夫在她26岁时因患肺结核去世后，她在新世界一带找到了“红头巾”的工作，直至69岁时才退休。她受访时以广东话说，收到感恩会的邀请函时很惊讶，没想到还会有人记得她对新加坡的贡献。大会特意安排年轻人扮演早年的红头巾、苦力等劳苦大众，让建国一代的老人家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萧紫薇摄）
77岁教育部前提学司：见证教育制度的改变
77岁的叶顺广，一辈子献身教育。在他的字典里，找不到“裸退”两个字。
他于我国自治隔年（即1960年）就开始执教，九年后擢升为校长。在这之后，他先后在教育部总部担任多项高职，也曾出任教育学院副院长和学校督导署署长，并在1987年受委为教育部提学司。
1996年底荣休后，他受委为新加坡管理学院院长；2003年离开新加坡管理学院后，过去10年里，他仍为天主教学校和新加坡国际学校等提供咨询。
从当年英校和其他语文源流学校并存，到后来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年代；从许多人辍学的年代，到如今连在职者也有机会上大学的时代，叶顺广可说见证了我国教育制度的种种改变。
回顾数十年来在教育界服务的生涯，育有三个女儿的他最感欣慰的是，他曾为建立优质教育制度作出贡献。
“这是个为所有人提供平等教育机会的制度，灵活地让拥有不同兴趣的人，按照自己感到自在的速度学习。这个教育制度目前仍在顺应新需求，不断作出调整，包括落实少教多学的目标。”
对于政府决定分发“建国一代配套”，叶顺广赞不绝口，尤其欣赏政府体恤建国一代的子女，欲协助减轻他们的负担。
他说：“我个人对配套没有任何要求，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会在财政能力许可的前提下，作出妥善的安排。”
80岁前德士司机：经历与霸王车抢乘客的日子
当了30多年德士司机的何亚谜（80岁）已经忘了自己哪一年开始驾德士，但60年代那种霸王车猖獗、讨生活艰难的日子，他至今依然印象深刻。
何亚谜说：“早期驾德士很辛苦，启程车资才四角，一趟车程最多一两元，还有很多私会党经营的霸王车抢生意。后来人民行动党政府开始管制霸王车，情况才大有改善。”
何亚谜在日治时期结束后的隔年，从中国南来投靠在本地开洗衣店的叔叔。当年15岁的他最初在叔叔的店打工，一直到27岁成家生儿育女后，有感养家的负担更加繁重，决定转行。
“当时有亲戚介绍我去考驾驶执照，说驾德士的收入比工厂工人一天一两元多，于是我开始当兼职德士司机，后来亲戚提议我们两人合买一辆德士，之后我就全职驾驶德士。”
何亚谜坦言，一天驾十多小时德士虽然辛苦，但至少足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计，也储蓄了一笔钱，在租住叔叔的房子多年后，他终于可以买下一间三房式组屋，拥有自己的家。
何亚谜的结发妻子十年前去世。如今一对儿女已各自成家。三年前，何亚谜与一名相识多年的70岁女性友人再结连理。他也特地大屋换小屋，把四房式组屋卖掉，搬回三房式组屋，套现来维持夫妇俩的日常开销。
何亚谜说：“希望政府可以批准我太太成为永久居民，这样她许多日常费用就可减少。她从马国过来新加坡已经28年，但我几次帮她申请永久居留权都不获批准，得到的原因是她太老了。”
85岁英式女篮总会创始人：投身体育 曾兼任教练裁判球员
新加坡英式女篮总会创始人陈云英（85岁）将美好的青春时光奉献给体育，在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大力推动本地女性参与竞技体育活动，希望她们能透过运动结识新朋友，建立起友谊。
陈云英1950年只身从太平辗转乘夜班火车到新加坡，在早期的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接受培训。期间她住在牛车水的小店屋单位内，过着简单的生活。她后来成功获得英国殖民地政府奖学金，远赴英国利物浦大学修读体育系教育，学成后回到师资训练学院任教，并在短短三年内创办新加坡女子曲棍球总会与英式女篮总会。
陈云英受访时指出，学校现在都相当重视体育，竞技体育也受关注，这与当年的情况非常不同。她回忆说，新加坡独立初期，她曾自己出钱带队到加拿大参加曲棍球锦标赛，当时其他国家的选手都没有听说过新加坡。
她说：“我创办英式女篮总会后，常常得兼任教练和裁判，有时候甚至还得自己下场比赛。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秉着一股热忱追求目标，没有想过要获得回报。”
对于政府要透过建国一代配套减轻年长国人的医药负担，她表示欢迎。她说：“只可惜与我同代的人很多都已经过世，来不及看到国家向他们致敬。”
建国一代军人吴来春话当年：“马印对抗”期间 三度赴马保家卫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吴来春（73岁）的伯伯和舅舅被日本军杀害。所以当他在1961年决定从军时，家人极力反对。
他昨天在总统府举行的建国一代感恩会受访时说：“当年年轻，有探险精神，也喜欢在户外活动，所以还是坚持入伍，成了第二步兵营的排长。”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从军，让吴来春累积了实战经验。他在1963年至1966年“马印对抗”（Konfrontasi）期间，在马来西亚进行了三次任务。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去柔佛古来，守卫新加坡的水设施，要注意的事项包括“不能让敌人在水供里下毒”。
吴来春在1965年2月农历新年期间接到新的任务——去位于马来亚半岛东岸的哥打丁宜，取回八名遇袭士兵的尸体，围剿杀害他们的印尼特种部队。
他回忆道：“八名士兵在河里冲凉时，被埋伏的印尼士兵袭击，全部丧命。我们被派去取回尸首。”
“我们乘船到事发地点时，发现敌人杀害士兵后，还用手榴弹把他们的尸体炸得身首异处。这是战争，什么凶残的手段都有。但这一幕并没有让我感到恐慌，反而唤起我满腔的爱国心。看到自己人被如此对待，实在义愤填膺。”
为了让直升机能降落并运走尸体，吴来春与同袍们得用巴冷刀砍树，清出一块地。经过三个月的追踪，他们终于找到36名干案印尼士兵的下落，一举消灭了他们。
第三次任务是到柔佛笨珍，铲除潜伏在那里杀害志愿军的印尼部队。双方在黄梨园里短兵相接，最终也是新方获胜。
硝烟四起时，难道不曾想过打退堂鼓吗？吴来春说：“我们受过训练，很有纪律，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只懂得什么叫听命和服从军令。”
除了在马印对抗时保家卫国，这位建国一代军人，也参与了第一批国民服役人员的训练。
吴来春说：“独立后组建军队的迫切性很强，我没机会向别人学习，就得参与培训新兵。”
由于武装部队军事训练学院还没建起，他们只好暂时在裕廊小学进行军训。军营还没建起，士兵只好暂时住进裕廊的组屋。
吴来春虽已年过七旬但仍天天运动，看起来非常硬朗。但他透露自己“从脚到颈项”都有风湿病。
他说：“以前年轻时没照顾好自己，高空跳伞或在沼泽里泡，这些事想都没想就去做，现在才知道辛苦。政府肯定我们的贡献，给我们医疗费用的帮助，真是太好了。”
联合早报
2014年0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