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盖房子、怎么修理引擎、怎么写书，都有专著教导。但是从没见过有这样的一本书，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英属印度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不同移民塑造成一个民族国家，或者如何在岛国转口贸易港的传统角色已经过时的情况下，养活岛上的人民。
我从没想到自己在４２岁的时候，得负起管理独立的新加坡的重任，照顾２００万新加坡人民的生计。１９５９年我３５岁的时候便成为新加坡自治邦的总理。１９６３年９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但是，新加坡和联邦政府在政策上存在着基本的分歧。突然间，我们在１９６５年８月９日迫不得已宣布独立。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从。
走自己的路
我们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它原是个贸易站，英国把这个贸易站发展成为它全球性的海上帝国的一个枢纽。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
使我更觉得沮丧的是，外国评论都预测独立后的新加坡将走投无路，一名评论员甚至把英国从殖民地撤出的情况跟古罗马帝国的没落相比。他指出，当古罗马军团撤走，外邦人接管后，古罗马帝国的法纪全垮了。丹尼斯·沃纳在《悉尼先驱晨报》（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０日）写道：“三年前，新加坡独立是行不通的概念。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它依然是行不通的。”《星期日泰晤士报》（１９６５年８月２２日）的理查·休斯说：“花费超过１亿英镑建成的英国基地一旦关闭，新加坡的经济将会垮掉。”其实，我也有相同的忧虑，却没表露心中的感受。我的职责是维持士气，为人民点燃希望，而不是打击他们的信念。
我最关注的问题是，对新加坡的基地英国会保留或能保留多久。他们会不会因为新马分家的方式而缩短留下来的时间。威尔逊首相已经面临后座议员的反对，对他们来说，在苏伊士运河以东驻军的政策代价太大，不得人心。这个政策对工党政府争取选票毫无帮助，他们需要拨款作为福利和其他能赢得选票的用途。只有一个国家能保障东亚的安全和稳定，那就是美国，但是美国却在越南游击战争中泥足深陷，它的欧洲盟友和亚非政府都非常不喜欢这场战争。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美宣传在第三世界收效很大。我认为，新加坡要让美国继承英国所扮演的角色，要不是不可能，就是政治代价很大。单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又威望不够。
我担心的是，英国对本区域的影响会无法避免地、慢慢地削弱，反之美国的影响将扩大。我们这一代在帝国时代成长，这样的改变不容易适应。少了英国扮演缓冲角色，我只能向美国势力妥协。英国人在行使他们的意志时，总还客客气气。美国人就不同。我可以从他们怎样对待越南南方领袖，甚至是那些处境没西贡那么糟的泰国和菲律宾领袖看出来。美国是个如日中天的强国，肌肉发达，惯于耀武扬威。
此外，我还有加强个人保安措施的累赘。这真是令人厌烦。分家后，负责保护我的警官曾经提醒我，马来西亚的马来文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已把我视为最可恨的人。当时，这些报刊仍在新加坡发行，电台和电视台的广播，新加坡也收听收看得到。后来，他又进一步劝我搬离欧思礼路的住家，直到他们改装好我的住家之后，才搬回去。保护我的保安人员人数也增加了，原本只有一个。他考虑得周到，也暗中保护芝和孩子们。种族狂热主义者所造成的威胁是防不胜防的，我和芝有三四个月暂住在樟宜别墅，那是一座靠海的政府度假屋，位于“受保护地区”范围内，附近是樟宜皇家空军基地。那时我不定期地召开内阁会议，每次开车到政府大厦开会，会有一辆保安警卫车跟着，前面则有车队开路，交通因此受到干扰。在必须做紧急决策时，我会跟有关部长进行电话会议。这使我得以从没完没了的会议中抽身。由于我在度假屋办公，所以我的私人助理和我那忠心耿耿的内阁秘书黄水生，得天天到那里去。离度假屋不远是皇家空军的九洞高尔夫球场，它让我在处理源源不断的文件和记录的日子里，得以放松身心。我会打九个洞的高尔夫球，有时跟一个朋友一起打，有时自个儿打。芝总是在一旁陪着我走来走去。
三个孩子还得上学，所以只好留在家中，忍受工人建筑一道状似蜂窝的围墙所造成的不便。建筑围墙是要把我们前门的门廊和公路隔开。在防弹玻璃还没运到以前，他们暂时用钢片封住窗口，那种感觉就像是在牢房里生活一样。几个月后，工人终于装上玻璃窗，我们全家才如释重负。当我回到欧思礼路住家时，已有辜加警察（英国人从尼泊尔招募来的）在站岗。辜加警察是中立者，他们以绝对的纪律和忠诚著称。这一切安排令我备觉不安，也凸显了建立一支军队来保护这个脆弱的独立国的迫切性。
我面对许多急务，首先是争取世界各国承认新加坡的独立，包括加入联合国。我委任拉贾拉南（我们称他拉惹）为外交部长。他友善、诚恳、温文尔雅，懂得在坚持立场和外交妥协之间，取得准确的平衡。不论在国内或在海外，后来跟他共事过的人都很爱戴和尊敬他。随着越来越多国家承认新加坡的独立，副总理杜进才和身为外交部长的拉惹，在１９６５年９月一起启程到联合国，坐上了新加坡的席位。
我关心的第二件事是保卫国土。我们两营新加坡军队是由一个马来西亚的准将指挥的。要怎么样才能很快地建立防卫力量，哪怕有多单薄？我们必须吓阻和预防吉隆坡的马来过激分子煽动在新加坡的马来西亚部队闹政变，剥夺我们的独立。吉隆坡的许多马来领袖都认为绝对不能让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是应该狠狠地打击新加坡，一直到它屈服为止。如果东姑遭遇不测，敦拉扎克将出任首相，那些强硬的过激派领袖可能迫使敦拉扎克推翻东姑的决定。那真是一个岌岌可危的时刻。
在全力应付这些主要事务的同时，我也得顾及迫在眉睫的治安问题。我们担心在获知已被马来西亚政府遗弃而再度成为少数族群时，亲巫统的马来人会失去理智，胡作非为。我们的警察多数是来自马来亚甘榜的马来人，如果要他们采取行动对付想重归马来西亚的马来暴徒，他们的忠心就会承受巨大的压力。我们两个营的军队，多数也是马来亚的马来人。
所以当我知道吴庆瑞愿意也渴望负起建设国防的重任时，我很宽慰，立刻委任他主管内政和国防事务，两者归入一个部门，称为内政兼国防部，英文简称ＭＩＤ。这一来，吴庆瑞便能够动用警察部队，协助进行新兵的基本训练。不过这一来使得财政部无人领导。我和庆瑞讨论后决定让林金山出掌财政部。林金山总是采取务实的态度来解决问题，更何况他能跟庆瑞融洽合作，这样，庆瑞就能在财政政策上随时贡献个人的意见。
第三个也是最头痛的问题是经济：如何让人民得以维持生计？印尼正同我们对抗，贸易活动停止了。马来西亚人想利用他们自己的港口，不经过新加坡直接跟所有贸易伙伴和出入口商做生意。如今新加坡已不再是英国统治的广大地区的中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新加坡要怎么生存？我们必须理出一些头绪，因为当时的失业率高达１４％，而且有上升的趋势。我们还得让人民以跟英国统治时期大不相同的方式来谋生。过去，工人辛勤地在仓库里为堆得满满的橡胶片、胡椒、椰干、白藤进行加工处理和分级，为出口做好准备。但是，这些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原料都不再进口来加工处理和分级了。由于其他国家都不像新加坡，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尝试采用世界其他地区从未尝试过的新方式。跟我们最相似的香港当时仍然受英国统治，而且有中国作为腹地，在经济上它几乎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跟资本主义世界非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的中介。
思量了这些问题和眼前的有限选择之后，我得出结论，这个位于东南亚的城市岛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非比寻常。为了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做出非比寻常的努力，使我们的人民更加团结，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适应力，工作效率必须比邻国高，成本却比他们低。他们一心要绕过我们，取代我们一直扮演的区域转口和中介中心的角色。我们必须与众不同。
我们最珍贵的资产就是获得人民的信任。人民（包括抱着怀疑态度的说华语或方言的左倾人士在内）目睹了一群受英文教育的资产阶级领袖挺身而出，维护他们的利益。我们小心翼翼对待这份刚获得的人民的信任，以免因管理不当和贪污而糟蹋了它。位于世界最繁忙航道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世界级天然港口，是我们有限的资产之一。为了能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我需要这股政治力量。
另一份珍贵资产是我们的人民勤劳、节俭、愿意学习。他们虽然分成了几个族群，但是，我相信只要政策公平、不偏不倚，尤其是失业和其他苦难由大家平等分担，而不是主要落在少数族群头上，他们就会和平共处。确保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多种宗教组成的社会团结一致尤为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使这个社会变得刚强勇猛、冲劲十足，以便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但是要如何进入这个市场，我当时并没有答案。没人要我们把英国人赶走，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本能使然。如今我们必须为２００万人民的安全和生计负起责任。无论如何，我们非取得成功不可，否则惟一的生存抉择就是重新合并，但是必须依照马来西亚的条件，像马六甲和槟城一样，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州。
这个时期，我不断接到政府部长和官员们写来，标明“立即处理”或是“紧急处理”的便条，其中最迫切需要处理的，是关于有必要迅速建立军队的问题。可是，要怎样建军呢？
我睡不安枕。芝请医生给我配些镇静剂，但是我发觉在晚餐时喝点啤酒或葡萄酒，效果胜过镇静剂。当时我４０出头，年纪轻，精力充沛。不论一天的工作多么辛苦繁忙，我总是在黄昏时分，花两个小时在高尔夫球练习场打上５０到１００个球，并跟一两个朋友打一场九个洞的高尔夫球。那时的我经常睡眠不足。有一天近中午时分，刚履任的英国最高专员约翰·罗布急需向我传达英政府的口信，我在家中躺在床上接见他，因为我实在太累了。他一定是向英国首相威尔逊汇报了这个情况，因为威尔逊向我表示了他的关心。我在１９６５年８月２３日回信说：“请别为新加坡担心。即使在极度痛苦的时刻，我和同僚们都会保持冷静和理智。在政治棋盘上举起任何一枚棋子之前，我们会衡量所有可能发生的后果……我们的人民具有战斗的决心和确保生存的条件。”
１９６５年８月９日，我带着惶惑不安的心情启程，走上一条没有路标和茫无目的的道路。
须有一支可靠的军队
同马来西亚分家四个月后，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国会开会前，负责指挥马来西亚驻新加坡一支步兵旅的阿尔萨戈夫准将来见我，坚持要由他的电单车警卫队护送我到国会。阿尔萨戈夫准将是个阿拉伯裔穆斯林，身材魁梧肥胖，留八字须，出生于新加坡，加入了马来亚武装部队。我很惊讶，因为他表现得仿佛自己是新加坡军队的总司令，随时准备接管这个岛国。当时，新加坡步兵团第一营和第二营各有大约１０００人，由马来西亚人指挥。他们把７００名马来西亚人安插在新加坡步兵团第一营和第二营，３００名新加坡士兵则被调走，分配到马来西亚各个部队。
我估量了一下形势，得到的结论是，东姑必定是要提醒我们和那些将会出席国会开幕式的外国使节们，新加坡仍然在马来西亚的掌握之中。如果我责骂阿尔萨戈夫准将放肆，他会向吉隆坡的上司报告。他们必会采取其他步骤向我表明，真正掌握新加坡大权的是谁。因此，我觉得最好是默默同意。于是，新加坡共和国国会第一次开会时，我从政府大厦的总理公署到国会大厦，是由马来西亚军队的电单车警卫队“护送”的。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马来半岛的一个市镇北海和对岸的槟城发生华巫冲突，我们再次陷入紧张状态。分家后种族关系迅速恶化。在马来西亚，华人对他们政府的马来语政策感到不满、愤怒，情绪越来越高涨。我们担心马来半岛会发生种族暴乱并蔓延到新加坡来，所以成立了一个以吴庆瑞为主席的部长级委员会，由警察部队和军队的高级官员担任委员，制订应急措施。
英镑贬值之后，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坚持即使找换零钱，价值贬了１４％的英国旧硬币，在兑换成马来西亚新硬币时，也得加以调整。这导致各地发生零散的罢市行动，工人罢工抗议，继而引发了种族冲突。乡村地区的华人纷纷迁移到市镇。我们担心万一发生严重的种族冲突，许多市镇将发生暴乱，涉及的范围太广，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将穷于应付。
迅速建立装甲部队
由于担心这些暴乱会蔓延到新加坡来，我们不得不迅速建立装甲部队。１９６８年１月，以色列要更换军备而减价出售法国制造的ＡＭＸ－１３轻型坦克，新加坡决定购买。到１９６９年６月，３０辆经过整修的坦克运到，同年９月又来了４２辆。我们也买了１７０辆Ｖ２００型四轮装甲车。
我们必须收回两营军队，恢复它们的新加坡身分，确保它们忠于新加坡。当时的财政部长吴庆瑞在新加坡独立后，立即表示愿意出任国防部长。任务很艰巨，我们得从头做起，他却愿意挑起这副担子。
我们必须有一支可靠的军队捍卫国家的独立。东姑对分家改变主意我倒不怕，但是还有赛加化阿巴等影响力很大的马来领袖。赛加化阿巴极力反对分家，连巫统秘书长的职位也辞去了。他可能游说阿尔萨戈夫准将，告诉他作为爱国者，扭转分家的局面是他的职责。阿尔萨戈夫和他那驻扎在新加坡的步兵旅，大可不费吹灰之力便使我和所有其他部长沦为阶下囚。于是我们保持闭口不言的低姿态。吴庆瑞作为国防部长则狂热地工作，以便尽快建立一些防卫力量。
新加坡的军队和警察的种族成分，使我们还须冒另一种安全风险。独立了的新加坡不能延续英国人的老一套做法，把一个有３／４人口是华人的城市的治安，交由马来族警察和军人去负责。英国人招募的主要是马来人，他们多数在马来亚出生，传统上到新加坡来入伍。马来人喜欢当军警，华人却避之惟恐不及，那是因为在中国的动乱和军阀时代，士兵到处抢劫，留下了历史包袱。问题是，新加坡政府已经不再是英国人或马来人的政府，而是马来人眼中的华人政府，军队和警察还会不会同样效忠呢？我们必须设法吸引多些华人和印度人加入警队和军队，以反映实际的人口比例。
分家后不久，应马来西亚政府的要求，我们派出了新加坡第二步兵营到沙巴执行“对抗”任务。尽管当时两国还未缔结正式的防务协定，我们要表示对马来西亚有善意，要跟它团结一致。这一来，整个淡马锡军营便成了空营。马来西亚建议派一团马来西亚步兵到淡马锡军营，我们同意了。我们的第二步兵营定在１９６６年２月完成在婆罗洲的任务，双方参谋部谈妥，到时马来西亚军队会撤走。但是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却要求别让新加坡的步兵营重返淡马锡军营，而应把新加坡一营步兵调到马来亚本土，以便让马来西亚步兵团继续留在淡马锡军营。作为国防部长的吴庆瑞不同意。我们要两个新加坡营都留在新加坡。我们相信马来西亚之所以改变初衷，是因为他们想在新加坡驻留一营军队，以便控制我们。
马来西亚人拒绝离开。于是回国的新加坡步兵营的先头部队必须搭起营帐，暂时驻扎在花拉公园。吴庆瑞急忙来找我，提醒我不能让我们的军队在营帐里呆太久，食堂和厕所设备太差，很容易引发暴乱或哗变。他说，他的处境就像一位英国将领统率一支以意大利兵占多数的军队。马来西亚有可能利用这个局面，通过阿尔萨戈夫准将发动政变。他劝我从欧思礼路的住家搬进总统府园地内的别墅，并安排辜加警卫在四周站岗，以防万一。在一连辜加警卫的护卫下，我和家人就在总统府园地内的别墅住了几个星期。
不久之后，英国人腾出了在新加坡北部靠近三巴旺的卡迪军营。我们把它让给马来西亚，他们在１９６６年３月中旬答应把军队从淡马锡军营转到卡迪军营。马来西亚军队前后在卡迪军营驻留了１８个月，到１９６７年１１月才自动撤走。
这更加强了我们建立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决心，使我们愈发痛下决心，咬紧牙关站稳脚跟，坚持到底。
必须改变人民的心态
无畏的战士吴庆瑞在致国防理事会的文件中写道：“新加坡和邻国的人口相比，犹如小巫见大巫，让自己因此而六神无主将是愚不可及的。重要的不是人口的数目，而是武装部队的战斗力……征兵五年之后，通过动员战备军人，我们可以派出一支１５万人的部队。利用上了年纪的人和妇女负起非战斗任务的话，最终我们应能派出一支２５万人的军队，由具备战斗力的１８岁到３５岁的人组成。人数虽然不多，他们却朝气蓬勃，受过良好的教育，准备保家卫国，他们的作战能力是不容低估的。”
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参照了以色列人的做法的，那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动员最多的人。我们认为必须让新加坡国内外都知道，尽管我们人口不多，却能在短时间内动员一支人数众多的战斗部队。
我们的任务十分艰巨。必须改变人民的心态，使他们接受人民的军队，并克服不喜欢当兵的传统观念。“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句话，每个华族家长都懂。我们决定在所有中学成立全国学生军团和全国学生警察团，使家长让子女跟军队和警察认同。我们要他们把军警当作自己的保护者。过去军队和警察被看成英国殖民者压制人民的工具，引起人们的恐惧和反感。我们要把这种情形扭转过来。
军人的勇敢必须受到人民的敬重。正如吴庆瑞慨叹说：“在靠买卖为生的社会里，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不会自然而然形成。”必须改变人们的态度，争取年轻人参加体育和各种体力活动，从而增强他们的体魄，同时使他们培养起敢于冒险的精神，乐于参加各种艰苦刺激而且不无危险的活动。要达到这个目的，光靠宣传是不够的。在劝说和发表扣人心弦的演讲之后，还需要有组织良好、人员干练以及方向明确的机构，负起进一步的工作。主要责任落在教育部。只有改变人们的想法和态度，新加坡才能像瑞士和以色列那样建立一支庞大的平民部队。我们准备以十年的时间完成这个任务。
在庆祝新加坡独立一周年的典礼上，我们以仅有的一点兵力激励人民的士气。公务员、国会议员和部长参加了速成军官训练课程，他们带头组织了人民卫国军，兵士都是通过民众联络所征召的，多数是受华文教育的平民。人民卫国军好几个排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９日首届国庆庆典上接受检阅，勇敢地列队走过检阅台，虽威武不足，却热情有余。在认出穿着制服，给太阳晒黑了的部长和国会议员时，观礼台上的贵宾和街道两旁的群众都热情地喝彩。
代表各族的社区领袖高举旗帜和标语牌，在游行队伍中行进。参加游行的还有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和英国商界领袖。在政府大厦前，他们在总统面前正步走过，人们向他们热烈欢呼。还有来自工会、人民行动党和法定机构的游行队伍，警察和消防队也参加了制服队伍的行列。对新加坡的军事能力，马来西亚人也许觉得没什么好害怕的，但是我们建立自卫部队来保卫新生国家的决心和精神，却使他们不得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吴庆瑞的计划是在１９６６到１９６９年之间，建立一支由１２个营组成的正规军。我不同意这个计划，建议建立一支规模较小的正规军，加上动员平民的能力。平民应该接受训练，成为后备力量。吴庆瑞提出不同的意见说，在大规模训练平民之前，必须先训练他所建议的１２营军队里的好些正规军官和士官。
我不想把钱花费在规模庞大的正规军的经常开支上，认为最好把钱用来建立组织和训练国民服役兵团所需的基础设施。实行国民服役在政治上有好处，对社会也有好处。吴庆瑞采取专业军人的立场，认为必须在今后三年内建立一支正规战斗部队，应付眼下来自马来西亚的威胁。我认为只要有英军和共和联邦军队驻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人不大可能攻击我们。纵使没签订防卫条约，英国和共和联邦驻军也能起威慑作用。我要我们的整个国防计划对准一个目标，尽可能动员最多的人民，并趁人民因为最近的经历而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时，激励他们执干戈以卫社稷。
应付马来西亚要重新控制新加坡的任何计划，最佳的威慑力量就是让它知道，哪怕它能制服新加坡的武装部队，它也得考虑是否有能力镇压善于使用武器和炸药的全体人民。除了采取不管家庭和种族背景，平等对待所有新兵的策略，使人民凝聚成一个团结的群体之外，我们也必须吸引和留住新加坡武装部队最高层一些最优秀的人员。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确保新加坡武装部队永远服从政治领导层，武装部队的一切重要职能，如人力和财务，都归国防部的平民官员掌管。国防理事会赞同这些原则。
１９６７年２月，我提出修正法案，修正英国人于１９５２年通过的国民服役法令，被征召入伍者服完兵役后，成为后备军人，保证能在政府部门、法定机构或私人企业界找到工作。一个月后法案获得通过，公众全力支持。这使我回想起同一项法令于１９５４年实施，第一次征召国民服役人员的时候，华校中学生曾发动暴乱。这次我们征召了９０００名年轻人作为第一批服役军人，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估计正确，公众的态度确实改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