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总理李光耀于1979年推行讲华语运动，要求华人别讲方言，以减少方言对学习语文的干扰时，抗拒的声浪一波接一波，困难重重。
他在新著《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道出他当时为何以及如何软硬兼施，不得不发动这项改变和重塑华族社群语言环境的复杂心路。
讲华语运动推行32年，被很多人评为新加坡最成功的社会运动。它要求人们别讲方言，减少方言对学习语文的干扰，看今天不少父母华语挂嘴边，几乎所有的孩子一句方言也不会说，可知运动的目的已大致实现。
然而，建国总理李光耀于1979年推行这项运动时，被坚持方言有价值的人视为“忘本”；他要电视台淘汰所有方言节目，以便制造一个讲华语的环境，被许多人埋怨、批评，说“残忍”“不近人情”“多此一举”。
李光耀在他的新著《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道出了他如何以铁铸的意志，来发动这场石破天惊的运动。
他说，福建话原本是他深入民心、赢得选战的重要武器，但是当《吴庆瑞报告书》指出方言就是妨碍新加坡顺利推行双语教育的罪魁祸首时，他果断地“快刀斩乱麻”。“方言既然阻碍了双语教育的推行，放弃方言，减轻学生学习的额外负担，便成了无可奈何的选择。”
“多讲华语 减轻孩子的学习负担”标语，解释了推广华语的原因。（档案照片）
另外，方言也为新加坡制造“受过教育的文盲”。李光耀观察到，当日的华文源流学生一跑出课室就说方言，尤其在乡村学校，说方言的风气更盛。而在英校，华族学生之间主要都以方言沟通。这些学生如果中途辍学，就把英语忘得一干二净，华语又因不常讲而生疏，结果就出现了只会讲方言，不能阅读也不能书写的“受过教育的文盲”。这是他认为推广华语运动刻不容缓的原因。
但是运动的推展，从第一天起就困难重重。要求新加坡华人改变他们从出生第一天就开始听和说方言的习惯，抗拒的浪潮来自各方，一波接一波。
当时好一些内阁部长在情感上，多不支持。林金山说：“何必要迫使孙子学习华语呢？他们会说方言，通晓英语，生活上完全没有问题，没有必要学华语。”
杜进才说：“我们是中国南方移民，很自然说的是南方方言，何苦要迫使自己学习中国北方话呢？”他还举出一个尖锐的例子，说明两三代之间的联系将随方言消失而丧失。他说，他的女儿在学校学习英语和华语，不会说福建话，当她到马来西亚太平去探望祖母的时候，两人不能交谈，这是很遗憾的。李光耀告诉他，他承认这是损失，但却是无法不付出的代价。他不希望孩子们因为语文问题失去优势。
李光耀：四种人反对讲华语运动
李光耀在书中分析，反对讲华语运动的人基本有四类。
第一类是基于感情理由，坚持方言有价值，不愿放弃方言的人。这些人老的年轻的都有，他们说李光耀“忘本”。
李光耀指出，那些说他“忘本”的人是感情用事。他说：“一个在新加坡出生的公民，他的‘本’就在新加坡。一个人如果因为不认识自己的文化，不能掌握自己的语言，缺乏了自尊心，失去自信心，那才是真正的‘忘本’。”
他以多年前去访问卢森堡，拜会首相的一件事来解释什么是“忘本”。他说，这位首相要求他解释门口一块石头雕着的汉字的意思。他告诉这位首相，那是个“福”字，“福气”的“福”。
李光耀说：“我解说给他听，他很感激。如果那时我回答不出，是很惭愧的，是无地自容的，那才叫‘忘本’。”
第二类是传统华校生。他们认为华人应该有写华文的水平，而不只是能讲；他们既不要看到方言消失，也想保留华文，英文则不应该被重视。他们还有意无意地误解这项运动是要用华语来取代英语。但李光耀很坚持：英语是科技、贸易、管理的语言，地位绝对不能被华语取代。
反对讲华语的第三股势力来自受英文教育者，他们以“根本不屑参与”的态度对待这个运动。他们继续在家说方言，出外说英语，无往而不利。在他们看来，华语是低层次的、没有经济价值的语言。
李光耀在书中回忆，当时在英文报《海峡时报》担任采访主任的冯元良对讲华语运动很有意见。冯元良说，他到政府大厦去办事，即使一声不出，也照样可以把事情办妥。去建屋发展局付一张账单，不用开口也可以把账付了。他问，那为什么要学华语呢？
李光耀说，如果这些人没有孩子，学不学华语的确不是问题。因为，当方言没有用的时候，他们已经进入老年，仍旧能靠英语过活。可是如果他们是有孩子的人，则必须为孩子或孩子的孩子着想，只要他们在家里还讲方言，下一代就学不好华文和英文，因为方言加重了孩子们学习语文的负担。
第四类抗拒者，是感觉不安的非华族人士，他们担心这个运动成功的话，他们会被边缘化，有一部分人甚至以为他们将来会被逼学华语。
同样是问疑，五种华族方言说出的“讲什么”语音各异，不懂该方言者，无法明白对方说什么。（图/尹路）
软硬兼施推广讲华语运动
推广讲华语运动，李光耀当年是“软硬兼施”。软措施包括为公务员开华语班；出版多种附有中英文对照并有汉语拼音的词汇手册；让人们通过电话热线“打电话，学华语”；甚至规定华族公务员必须华语口试及格才能获擢升。
“硬措施”中，冲击最大的是新加坡电视台在1978年7月停止播出方言广告；1979年11月开始把所有香港广东话电视连续剧配成华语；新加坡各影片发行机构也必须减少播映外地的方言影片。李光耀认为这些措施虽然被人说是残忍、不近人情，但还是正确的，要不然，推动讲华语运动的一切努力，会被讲方言的电视剧抵消，并且也不可能深入到家庭里面去。
另一项“硬措施”是普及汉语拼音。教育部从1981年1月1日起，推行华族学生姓名汉语拼音化的政策。街道的方言名，政府也要改成汉语拼音。
但是这个要普及汉语拼音的政策不但受到华族人民反对，连异族同胞也有意见。他们说认识Ang Mo Kio（红毛人的桥），而不是Hong Mao Qiao，为什么要改变？一些家长也不希望孩子的姓改成汉语拼音后，和自己不同姓。学生姓名和街道名汉语拼音化，政府后来都不再坚持。
讲华语运动32年后，李光耀说：“这项运动集中了全国人民的力量，我们以坚定的意志力来推展。这是个改变和重塑整个社群语言环境的浩大工程，它牵涉到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是如此的复杂，它的过程是漫长和艰辛的。
“当初不少人质疑政府出面推广华语的做法，直到后来中国经济起飞，讲华语到中国发展能占优势，全球掀起学习华语热潮的时候，很多人才称赞政府高瞻远瞩，能领导潮流。”
李光耀新著
建国总理李光耀新著《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回顾我国过去半个世纪来推行双语政策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也凸显这项政策作为我国建国基石的重要性。《我》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轴为推行双语政策的原因和挑战；第二部分是个人篇，包括总理李显龙、本地歌手孙燕姿等18人谈学习双语的个人经历。随书附赠录制李光耀过去50年在各种场合用英语、华语、福建话和马来话演讲的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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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星华
联合早报 2011-1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