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最新著作《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的推介仪式上，建国总理李光耀说他这本书是他“最重要的一本书”，这引起不少人的疑惑：他之前出的回忆录、言论集等等难道意义上还比不上这本专谈一个教育语言政策的书吗？李先生的这句话的确还需要国人去细细体会。
由《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组成这本书的华文和英文版编写小组，在两年的成书过程中，与李先生进行了七次专访，每次访问都长达约三小时，作为华文版编写组成员之一，我对李先生在几方面的执著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当他明白不是每个聪明的人都能够掌握好两种语文之后，这又成为他“择善固执”的理念之一，构成了他对华文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
在不同篇章的访问里，他强调学习华语的重要性之后总是不忘补上一段话：新加坡人在中国“吃得开”不只是因为我们能以华语沟通，而是因为我们能以英语直接与西方建立联系，所以，学好英文还是最根本的。
对于现在的华人家庭用语普遍“英语化”，家长即使会讲华语，也不跟下一代讲华语的风气，李先生多次公开呼吁家长必须从小跟孩子讲华语，但效果不大，对于这一点，李先生表现得相当无奈，似乎没有什么对策。然而李先生在书本推介礼上却宣布成立“双语教育基金”，把母语（显然华语才是重点）的学习推前到幼儿学前教育阶段，再次让我们看到李先生的治国作风：李先生一旦认为是问题的问题，总会想方设法去应对，而不会撒手不理，或把问题留给下一代。事实证明，李先生对这个他在成书过程中苦苦思索的问题，原来早有伏笔。
语言是感情、情绪的课题，语言政策也自然是敏感课题。世上任何多元民族的国家，这个课题处理不好，就成了社会动乱的根源。即使是像台湾这个虽然有其少数民族，但基本是汉族的社会，幸好有从大陆过去的第一代国民党领袖把大陆北方的语言带过去，并作为台湾的“国语”。
曾任台湾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的郝柏村昨日在早报言论版上发表的文章（《李光耀的正确语文政策》）说：“由于台湾受日本50年的统治，知识分子都通晓日语，而多数人的母语是闽南语，蒋总统（蒋介石）乃以推行标准国语，亦即汉语注音符号发音的普通话，为首要的教育政策，政府在学校内禁用方言，但不禁止在家中使用母语。”台湾推广标准国语的政策给新加坡提供了宝贵启蒙作用，早年李光耀在总理任内每年走访台湾，对台湾以《国语日报》向学生推广国语的学习深感兴趣。台湾国语政策的成功即使是到了十年前民进党的陈水扁时代一度有意在语言和文化上“去中国化”，也没有取得多大效果。今天的台湾闽南语又大行其道，但台湾人的国语还是维持在很高的水平，台湾人到了大陆，无论是去什么地方都没有语言障碍，就是得益于当初的国语政策。即使如此，李光耀先生对今日台湾刻意多讲闽南语的作法不以为然，数次在访谈中以“愚蠢”来形容之。他对香港人在回归后，逐渐重视普通话的现实作法则表示欣赏。对于新加坡有些人建议放松对方言的限制，社团会馆教导方言，他还是一贯的“方言学来干吗”的现实态度。他这一点执著，乃是数十年如一日。
南大关闭是我国老一代受华文教育者的心结，也是彼岸华社的“心头恨”，无论李光耀先生说什么都无法说服马来西亚的华社，尤其是他对历史的陈述被视为“翻旧账”也是可以理解。
最近获得的反应中，不少人认为李先生是要在华文课题和南大课题上为自己“平反”，他们有这样的理解也是在情理之中。
但对新加坡来说，人们最大的疑问应该是：双语政策会不会在李光耀身后，跟着“人亡政息”？李先生在这本书里把其“一生的挑战”作个深入的总结和交代，让后人知道新加坡的双语之路走来不易，后世新加坡人若要放弃，最好思之再三。双语教育政策将是李先生留给新加坡的重要遗产之一，此书所引起的争议，是预料中事，没有争议才是咄咄怪事。
严孟达
联合早报 2011-1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