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2012年02月04日
我国前副总理、人民行动党创党主席杜进才博士，把30多年的青春奉献给新加坡政治，建国贡献卓越。
杜进才博士在1921年12月10日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太平市，祖籍福建，并在太平的圣乔治学校和怡保的英华学校接受教育。
他毕业后领取奖学金到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求学，1946年获颁一等荣誉科学文凭。
接着他负笈英国，到伦敦大学及国立医学研究院深造，1953年考获生理学博士学位。
他在英国留学时，参加了吴庆瑞博士创建的“马来亚论坛”，并接任主席。他们成立这个团体的目的，是要在学生中培养政治意识，同时促使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独立国早日成立。论坛的成员来自所有种族群体，包括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欧亚裔。
也正是在伦敦期间，他结识了日后在政坛上的一些同志，包括李光耀。
1953年，杜博士回国后，担任新加坡大学医学院的讲师时，也经常到李光耀位于欧思路住家的底层饭厅，与他和吴庆瑞、杜进才、拉惹勒南及贝恩等人开会，讨论成立政党的可能性。
据本地一批学者编撰的《李光耀的左右手》（Lee’s Lieutenants），杜博士并非首批底层饭厅的与会者，他当时还在英国留学。不过他加入不久后，就提议成立一个政党，主张从英殖民地统治中争取独立。
杜博士后来回忆道：“有时我在想，如果我没有倡议把我们的底层团体注册为政党，它现在会如何？如果我没有回来新加坡，它又会怎样呢？1953年，有人建议我到美国继续做研究，如果我真的去了，会有其他人成立人民行动党吗？抑或底层与会者还是会留在李光耀住家底层？”
他后来在1954年同李光耀、吴庆瑞等人创办了行动党，成为该党的首任主席，也是第一代政治领导层中的核心人物。
根据《白衣人——新加坡执政党背后的故事》一书记载，身为创党主席的杜博士，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除了对付党内外的政敌，也凭自己的一票推举李光耀当上建国总理。
话说当12名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1959年5月30日晚上，在李及李律师事务所的一间斗室聚会时，他们仍沉浸在当天立法议院选举中获得大胜的兴奋之中。然而，摆在他们眼前的是个关键问题：由谁出任这个行动党政府的总理？
翻遍行动党党纲，里头没有一条关于如何选出总理的条文。要仰赖传统做法，又偏偏没有前例可循，因为行动党之前根本毫无执政经验可言。此外，党内当时并没有秘书长自动出任总理这样的假设存在。
据说这12人中，有两个名字终于浮出台面，一是秘书长李光耀，二是财政王永元。每名中委接着在一小张白纸上写下心仪人选，再将纸条投入投票箱，进行秘密表决。
当主席杜进才博士收齐所有的表决票后，将纸条打开，并一一念出名字，却出乎意料地发现计票结果居然出现李光耀和王永元打成平手，各得六票，斗室里骤时一片静谧。
为打破僵局，杜进才行使了主席的权力，投下支持李光耀的决定性一票。
不过，李光耀过后坚持没这回事：“我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大选是我领导的，战略也是我精心策划的，所有重大的演讲也是由我发表。选前的最后一个竞选广播的主角也是我，当时人们的假设就是我将成为领导人。大选前后同殖民地总督顾德（William Goode）会晤的是我，不是王永元。与他磋商释放拘留者的也是我，不是王永元。”
杜进才后来在1959年受委为新加坡自治邦副总理，此后也一直担任梧槽区立法议员及国会议员。
但在1963年第二届立法议会选举中，他差点被当时社会主义阵线主席李绍祖医生击败，险失议席和副总理职位。
在这场三角战中，虽然还有人民统一党的候选人来搅局，但焦点都在行动党和社阵两位主席身上，不论谁落选都是大新闻，因此成了当年选情最激烈的选区。
最终计票结果是杜进才得5015票，李绍祖4926票，仅仅相差89票。其实，当晚首次计算出来是相差101票，李绍祖要求重算，结果确定双方差距是89票，李绍祖承认败选。
杜进才之后一直担任梧槽区议员长达30年至1988年。现在的梧槽组屋和商场中心，就是他在担任梧槽区议员时争取兴建的。
新马分家扮关键角色
我国前副总理杜进才博士在新马分家的事件中，也扮演关键角色。
新马合并后，他及时任文化部长的拉惹勒南在李光耀不在新加坡时，提议行动党应该参加1964年的联邦选举，并成立了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以主张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最终导致新马分家的局面。
这是因为行动党的这些行动，引起了巫统和马华的猜疑和恐惧，他们担心行动党有意干预联邦政治，最终可能威胁到他们的政治利益。
1964年3月1日，杜进才公开表示行动党将派几名代表参加1964年的联邦大选。马来西亚政府刚好在那一天宣布解散国会，以便为选举铺路。
杜博士当时一再强调，行动党不是要挑战中央政府或巫统，相反的，是要和中央政府和巫统合作，帮助他们使马来西亚取得成功。
他强调，行动党的目标是要和亲印尼、亲共产党和反马来西亚政党作战，并希望扮演更大的角色，以便巩固马来西亚的存在。
他说，身为一个不走种族路线的政党，行动党不应只是个眼光狭隘的新加坡政党，而应该努力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马来西亚政党。
此外，他在1965年6月在新加坡组织第一次团结总机构群众大会，并在马来西亚各地展开一系列的团总群众大会。
岂料杜进才的这些举动加深了新马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
他之后继续担任副总理一职直到1968年，然后出任科学与工艺部长，并兼任新加坡大学校长。
1975年至1981年，他调任卫生部长，之后离开内阁。
虽然杜博士在1981年后不再担任政府要职，但他仍留在国会担任后座议员，直到1988年退出政坛。
他曾经在1984年8月接受《海峡时报》采访时就自己当时的政治角色和前途回应道：“在我的最后一个任期内，我希望能为民服务，而不是成为国会殿堂的墙花或笨牛。”
的确，杜博士在担任后座议员期间，勇于在国会中发言，有时还扮演反对党的角色，公开且严厉批评政府的政策，例如吁请政府削减公积金。
此外，他还主张更大的新闻自由及政治容忍度，甚至提出专业团体应有评论政治的权利的论点，这恰恰和行动党最高领导层的立场背道而驰。
他也曾在1985年批评政府的经济策略，并警告新加坡可能首次面对自独立以来陷入经济衰退的风险。他也严厉批评行动党有意修改我国采用的英国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议会制，及推行民选总统机制。
另外，根据《李光耀的左右手》（Lee’s Lieutenants）一书，杜进才博士从政期间，其实有两次机会当总理，但都放弃了。
第一次是在1961年，当时行动党相继在芳林和安顺的补选中败选，当时身为总理的李光耀为了承担责任而准备辞职，党内有人因此建议由杜进才接过总理棒子。
不过，杜进才对此表示顾虑，因为如果让李光耀辞职，恐怕会助长左派激进分子的势力，因此不但没有接受这项建议，而且还提议同僚拒绝李光耀辞职的请求。
第二次是在1964年，当年种族暴动刚平息，李光耀为了顾全大局，使紧张的新马关系缓和下来，决定牺牲小我，再次表示有意辞去总理职位。
然而，由于担心李光耀下台后，会被巫统极端分子逮捕，杜进才与同僚一致支持李光耀，继续由他当总理。
国旗国徽国歌 留下他的功绩
在全岛迎风飘扬的红白新月五星国旗，代表了新加坡人的骄傲和希望，也时刻提醒着国人，已故开国元勋杜进才博士对国家的贡献。
在1959年出任新加坡自治邦副总理的杜进才博士，当时奉命领导委员会设计新加坡自治邦的邦旗、邦徽及邦歌。新加坡1965年独立后，它们升格为国旗、国徽和国歌。
杜博士坚定地认为邦旗须有五个代表民主、公正、和平、繁荣和平等的星星，以及代表新加坡是个年轻国家的弯月。
他当时指出，民主、公正和平等是治国原则，而和平和进步则是全民一致奋斗的目标。只有全民捍卫三大原则，致力实现两大目标，我们才能继续享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繁荣。
为确保星月旗不被混淆为其他地方的国旗，他当时也参考了联合国各成员国的国旗，并把不同的设计交给内阁筛选。
据早年的报道，杜博士原先并不觉得红白是合适的颜色，他在1989年接受新加坡国家档案与口述历史馆访问时曾说：“我把不同颜色的国旗样本让内阁选择。我告诉他们不能用红白色的原因，因为白色在上红色在下是波兰的国旗；红色在上白色在下是印尼的国旗。”
不过，经过周详考虑后，立法议会于1959年11月18日对红白旗帜的选用表示支持，同时肯定邦徽的设计和邦歌的创作。
邦徽中间五星和弯月盾的选用是杜博士的意思，两侧分别有狮子和老虎，同样也是他的主意。狮子代表了新加坡，老虎则代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历史渊源。
国歌则是朱比·赛（Zubir Said）1958年的创作，杜博士于1959年要求他做些更改，让歌曲更简短易记。
（联合早报网编辑：孟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