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伟曼
修订后的《人口白皮书》动议上月8日以77张赞成票对13张反对票及一票弃权在国会通过。在行动党没有暂时解除党督的情况下，行动党议员均投赞成票不令人意外，但在不在场投票的八名议员（谢世儒、殷吉星、英兰妮、李光耀、林双吉、黄永宏、杨康海、陈淑珊）当中，殷吉星的“缺席”最令人关注。
殷吉星受访时虽不愿解释为何缺席，但他十分在意动议通过后所面对的批评声浪，尤其当有人在面簿上误传他投下赞成票时，他第一时间以“我希望你们知道，我没有投票”作出回应。
他说：“很多人批评我没有投反对票。我觉得这是无理的批评。就因为我不投反对票，就认为我说一套、做一套。这是不公平的。我（在国会辩论中）说的都是真心话。
“至于我有没有在场投票，那应另当别论。更何况党督当时没解除，大家应该知道投票的结果会是如何。”
“表决时党督应解除”
谈及党督的约束，殷吉星大胆建议，国会对影响深远的重大政策进行表决时，党督应解除。他说：“我们是否能采取更开放的作风，解除党督呢？这样一来，更多议员也许会加入辩论。有一些议员这次选择不发言，我虽然不知道原因，但也许他们无法接受白皮书，而因最后仍得投赞成票，（因此）不想发言。如果解除党督，我想白皮书动议最终还是会通过，但它的意义就不同了。”
他也指出，如果说行动党议员在表决时受到党督约束，人们也应意识到工人党议员这次的党督也没有解除。“不管是行动党或反对党议员，人民投选我们入国会时也是在投政党，我们必须接受党纪律与规则的约束。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这次也没有解除党督。他可以这么做，但他没有。我想这就是政治。”
避而不谈为何离席不投票
其实，白皮书辩论进入最后阶段，当听到李显龙总理承诺政府将把原本690万的人口数字留到2020年再重新评估时，殷吉星表示基于自己对总理的信任，心中顿时放下一块大石。他有些激动地说：“发表演讲后，我的心仍挣扎着。但当总理承诺政府不坚持（690万的数字）时，大家就轻松多了。动议经过了修正，总理决定改变，而我长时间与总理共事，觉得能够信任他。”
既然相信总理，那为何不投下赞成票呢？
殷吉星始终避而不谈。他强调，议员通过国会辩论表明立场，向政府传达信息更为重要。
他指出，当议员16年来，一直都使用这样的方式与政府沟通，也知道政府需要时间改变。而这次，是他当议员16年来首次看到政府立即听了进去，总理马上不再强调690万，并承诺要加强融合与关注认同问题，这证明议员提出反馈是有效的。
“总之，我想说的是，我的演讲加上其他议员的论述，都达到了目标，因为政府说会改变。虽然我觉得更理想的结局是，撤消白皮书，重新拟定政策，但这只是我的看法，政府也许不这么想。”
“我听到社会各阶层的不满”
殷吉星从1996年起就在国会担任人民代议士，他属于宏茂桥集选区，与同样服务该区的李显龙总理合作关系密切。他也被公认为相当“敢言”的资深议员，而若找出殷吉星以往的演讲稿，会发现他这次在白皮书辩论中谈及的身份认同、且暂缓扩充人口等议题，都曾在其他演讲中出现过。
然而，在执政党政府的规划书面对反对党议员与一些非选区议员抨击、政府正寻求在朝议员支持时，殷吉星在白皮书辩论中的直言，不免被视为是与自己的党“打对台”。
要与政府唱反调，其实并非想象中容易。殷吉星说：“执政党内部若有人与政府持不同的看法，尤其在政治层面上与政府站在不同立场，并能扮演领导舆论的角色，将起着一定的作用。这能确保行动党继续做出贡献，掌握好民意的走向。”
“如果反对党能反映民声，我们也能。这角色应由值得被信任的党内人士扮演，但这角色不容易扮演好，也不讨喜。”
殷吉星大学毕业后就加入行动党，而就因为相信党的理念，也相信党能为人民服务，所以至今仍有信心能从党内部寻求改变。“虽然有时会因一些事被骂几句，但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我至今仍未遭遇过打击我士气或迫使我停下来的事。”
相关白皮书辩论获积极反馈
对于这次在白皮书辩论中发表的演讲，殷吉星认为，所获得的反馈多是积极的，上至总理，下至普通百姓，大家对他言论的接受度都颇高，李显龙总理与副总理张志贤的反应尤其让他有些讶异。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但辩论当天，国会休会后，大家站起来，我看到总理与副总理向我拍手示意。”
这时，他起立示范动作，并笑说：“我想他们这么做，可能是因为我也反驳了工人党提出的论点。又或许他们真的赞同我的演讲，为我鼓掌。我不清楚，但我确实感到惊讶。”
殷吉星说，他也收到两名前内阁部长以及一些高级公务员的电邮，他们认同他的看法，认为当务之急是先解决眼前问题。“但这也令我感到害怕，因为我看到不愉快的不只是那些不满行动党的人。我听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人的不满，当中大部分是理智的声音。对于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来说，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国会辩论素质没因反对党议员增加而提高
担任国会议员十多年的经验中，殷吉星不乏与反对党议员交锋的机会，而他认为，国会中反对党议员的增加虽为辩论注入政治色彩，但辩论素质并没有因此而提高。
他以工人党为例指出，之前国会只有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与主席林瑞莲时，他们更专注于提供具建设性的建议。“但现在（工人党议员）人数增加了，他们辩论的内容也注入政治的元素。很多议员继续大选群众大会上的作风，以攻击对方论点，来赢取政治分。”
“工人党谈的一些东西非常具破坏性”
对于这次白皮书辩论，他形容工人党只是“提出些大概的数字”，“但坦白说，对于具体如何提高的本地劳动力参与、生产力，他们没有新的建议”。对于工人党后来提出的报告书，殷吉星翻阅后的评语是：“这个现在不难做出来，因为只要针对行动党的白皮书不受欢迎的部分来谈就可以。要事后做一份报告其实比较容易。至于部长或行动党议员所没有提到的独特看法，我没有看到。而他们谈的有些东西是非常具破坏性的，比如外来劳动力零增长。”
阿裕尼集选区败选后警钟已响起 “该发生的改变没发生 我感到失望”
殷吉星认为，政府这次推出《人口白皮书》，没有充分与民沟通，而在政策议案于国会推出之前，许多后座议员其实不清楚白皮书的内容，显然人民行动党政府在2011年全国大选输掉一个集选区后并未吸取教训。
他语重心长地说：“我很失望。我以为2011年在阿裕尼集选区败选后，警钟已响起。但大选至今，该发生的改变没有发生，我只能说我感到失望。”
缺乏议员和基层人员意见 政策与社会现实脱节
2011年5月的“分水岭大选”中，行动党虽然顺利蝉联执政，但史无前例地丢失一个集选区，总得票率从2006年大选时的66.6％降至60.14％，是1965年独立以来最低的。大选过后，行动党决心展开党内检讨，花了近七个月的时间，尝试找出问题根源。
在同一年11月的行动党大会上，包括殷吉星在内的新旧议员发表了演讲，而殷吉星当时的看法是，我国政府往往采用由上至下的方式制定政策，且多数是公务员按照资料和数据拟定的，缺乏国会议员和基层人员的意见，致使政策与社会现实脱节。
他因此建议，行动党政府在国会推出新政策议案时，内容应呈“半生熟”状态，也就是不完全敲定政策细节，以让国会议员有更多时间充分辩论，改良政策内容。
“没考虑民心 白皮书制定者脱离现实”
政府这次宣布白皮书细节时，人在伊斯坦布尔开会的殷吉星看到报道时吓了一跳，因为他事先并不知道政策中包含这690万人口的数字。
他之后发现，有好些后座议员也感到震惊。“我认为制定白皮书的人已脱离现实。他们没有考虑到民心。”
殷吉星认为，问题症结在于偏重依赖公务员的政策制定路线，因为公务员不管选择执行什么政策，都有办法呈现吸引人的论述，说服领导。他说：“我希望我们的部长能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多挑战公务员。我不知道现在的程序如何，但目前的政策确实政治考量不够。”
“政府须正视有部分人民对政府已失去信任与信心”
虽然长期的检讨并没有为党作风带来显著的改变，但殷吉星仍保持乐观的态度。他指出，政府必须正视有部分人民对政府已失去信任与信心，而要挽回人民的心，就应承认错误，并努力解决眼前问题。
他说：“全国大选失利后，一些部长和党员仍认为仅是政策上出了错，没有正视民心流失的问题。若要赢回人民的信任与信心，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去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大家感受不到生活有所改善，我想他们对行动党的看法将不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