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是个大国，1960年代初马来西亚建立时，当时的苏卡诺总统发起了对抗行动，派特工潜入新加坡放置炸弹，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靠军事政变起家的苏哈多掌政期间，是新印双边关系较好的时期。但这位强人被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压垮。后来的哈比比总统因为某种原因，一度对新加坡很不满，并称印尼有两亿多人口，而新加坡只不过是地图上一个小红点。客观上，这大大凸显了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中，新加坡作为小国的脆弱性。
今年的烟霾问题，再次挑起新印关系中的几根敏感神经。一些印尼高官的言论，再三展示大国心态，几乎是置新加坡人的感受于不顾，尽管前任总统尤多约诺曾公开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道歉。
最“经典”的言辞包括副总统尤索卡拉的著名“伟论”：除了烟霾季节，印尼的森林每年给邻国提供11个月的新鲜空气，邻国应该感恩。其次，一再“婉拒”新加坡要帮忙灭火好意的环境与林业部长西蒂努巴亚，即便面对几千个火点日夜燃烧，始终表现得老神在在，说情况还未到“危险”地步。再次，国务秘书普拉莫诺则说，印尼政府先前婉拒新加坡的援助，是因为不希望让新加坡把灭火的功劳抢过去。
烟霾问题就这样在印尼的拖字诀中折腾了几个月，影响到印尼本身的千万国民，也使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蒙受其害。国际舆论对印尼的不满声音越来越大，新加坡开始采取具体的反击行动，包括通过法律行动对付一些烧芭公司，消费者抵制与烧芭公司有关的产品等。舆论压力终于迫使印尼答应接受他国（包括新加坡）的灭火援助。
到底烟霾问题的症结何在？说穿了，就是腐败两字。大规模烧芭在印尼是犯法的，但林火和（泥炭）地火却年复一年铺天盖地地发生，其中有九成是人为的，并非气候干旱所引发的野火。印尼土地广袤，大公司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大面积地开发森林、矿产和泥炭地，砍伐木材，种植油棕等经济作物，形成了一条复杂的利益链，涉及地方官员和制服队伍，这是人所周知的事。这条利益链有着太多人的既得利益，要切断殊非易事。所以，每年的林火和地火总得烧到某个程度，印尼当局才会动真格地灭火。
最让人气煞的是，烟霾问题如此严重，却偏偏就影响不到印尼首都雅加达，因为雅加达是在南部的爪哇岛。东北和西南季候风都吹不到。很多人都说，如果雅加达受到影响，烟霾问题早就解决了。新任总统佐科也许真心想解决问题，可是面对种种阻力，也只能感到无奈。
除了烟霾，新印之间还有一些时不时都可能会随印尼政治气候转变或需要而冒出来的课题，比如印方一直认为新加坡为他们的经济犯提供了避风港。最近，也有报道称，印尼军方指控新加坡违反条约，在廖内群岛上空进行军事演习。印尼总统佐科因而下令交通部在未来三四年增添设备和人手，做好接管领空管制权的准备。新加坡从1946年起，就负责廖内群岛，包括峇淡岛、民丹岛、丹绒槟榔和纳土纳群岛的领空管制权。
所谓领空管制权，说得准确一点是空中交通管制权，尤其是民航方面。新加坡和印尼之间之所以有相关的协定，由新加坡负责与新加坡领空临近的印尼领空的空中交通管制，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设备和管制能力强，这对确保航空安全至关重要。因此，这样的安排也得到国际民航组织的认可。印尼要改变安排，不用说将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非同儿戏。我国前任外交部长尚穆根不久前就指出，这可能影响到数以万计的工作，以及新加坡作为区域航运中枢的地位。但一般新加坡人对此并不知情。
马国近来所发生的许多大事，也许是国人比较熟悉的。一马公司的贪腐丑闻，使首相纳吉四面楚歌，连前首相马哈迪也现身反对派组织的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净选盟）所召集的4.0大集会，决意要把纳吉拉下台。虽然净选盟的主要诉求是干净的选举，但他们的行动却被视为对马来人政治主导地位的挑战。
因此，4.0大集会在8月底举行后的两周，马来人便组织了红衫军马来人尊严大集会。马国执政联盟成员党马华公会总会长廖中莱事后指责巫统鹰派推动“红衫军916集会”，企图制造种族关系紧张，这是巫统必须认真处理的问题。他表示，巫统的鹰派已在推动国家走向种族极端主义的社会。
种族主义总是和政治分不开的，对任何多元种族社会而言，这是最可怕的炸药库，一旦被点燃，后果不堪设想。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马国和印尼其实都分别发生过可怕的种族暴动和血腥冲突，可谓殷鉴不远。
新马关系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马哈迪时代留下的历史包袱。值得庆幸的是，马哈迪之后的阿都拉和纳吉，都能与新加坡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不幸的是阿都拉任期短暂，现在纳吉则因贪腐丑闻惹了一身蚂蚁，地位岌岌可危。
邻居给我们麻烦，我们得设法应对；邻居自己有麻烦，我们虽然管不了，也不免提心吊胆。小国就是有这样的外交困难。要处理好这种种外交难题，需要很大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技巧。这可不是一般的公务员所能胜任的。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联合早报
2015年10月14日
